四

司马迁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际。在理智上，他拥护大汉帝国，认为它带来了秩序和繁荣；但是在情感上，他更偏爱旧时代的精神。他喜欢那种张扬，那种独立，那种自由。而在他之后的史家，对旧时代的精神越来越隔膜，也越来越不接受。

班固就很不喜欢那种张扬肆意的劲头。他评价司马迁的时候，一面推崇他的才华，一面对他进行价值观上的贬斥，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那么他写的《汉书》又是什么样子呢？郑樵在《通志》里把班固骂得一钱不值，说拿他和司马迁比，就像拿猪去和龙比一样。这当然是骂大街式的偏激，不可置信。其实《汉书》写得端严谨饬，文字硬朗干练，别有一种好法。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汉书》之于《史记》，有点像修昔底德之于希罗多德，前者脑子里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的兴衰，后者脑子里却装着整个已知世界。

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兴趣窄了，固然呆板但容易聚焦；兴趣泛了，固然灵动但也容易散漫，有时候确实很难两全。

把文字风格放在一边，单说观念，《史记》和《汉书》也迥然不同。比如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不过他所说的“游侠”，不是郭靖、萧峰那种侠客，而更像上海滩的杜月笙。这些“游侠”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公权力有一种隐隐的对抗。司马迁对此很欣赏，称赞他们言必行，行必果，诺必诚，感慨道：“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可班固就很厌恶这些人物。

他也写了一篇《游侠传》，批评里面的有些人表面仁慈谦逊，其实内心恶毒嗜杀。班固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真相，倒是司马迁把“游侠”给浪漫化了。但是班固讨厌游侠们，倒不是因为他们人品有问题，而是在价值观上就拒斥他们。他说这些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不守老百姓的本分；而且最可恶的是，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所以罪不容诛。

对照这两篇“游侠”，就能看到主流观念的变迁，看到帝国时代的降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史记》既是对新时代的预示，也是对旧时代的挽歌。后来的史家不管如何仰慕司马迁，实际上却不约而同站在了班固的立场上。司马迁和他笔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史记》里那种刚健质拙的精神也没有彻底消亡，它仍然潜伏在社会之中，只不过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这种精神有好的一面，它召唤着人们的雄武之气，也召唤着个体的独立意识。在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中，它给人挖开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缝隙。

当然，它也是野性的，有时候甚至是暴戾的，是恃强凌弱的。它是“情义”对道德的无视，血性对逻辑的无视，私域对公域的无视。任何文明走向成熟的时候，都会打压这种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文明是一种驯化，而这种精神就是它的驯化对象之一。只不过，这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驯化这种精神？又要把它驯化到什么程度？

《汉书》之后的正史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用大一统帝国的力量，把它渐渐驯化到温良乖巧的程度。司马迁已经窥见到了这个过程。对此，想必他一定是心怀不满的。《史记·列传第一》就是《伯夷列传》。在这个故事里存在着一种悖论，伯夷、叔齐相信君权的绝对性，因此反对武王伐纣；但是他们又否认君权的绝对性，所以又选择了躲进首阳山。这种糊涂而又矛盾的想法，司马迁未必赞成，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写下《伯夷列传》，还放到“七十列传”之首，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他不见得欣赏伯夷、叔齐的观念，但欣赏他们的决绝。

是啊，天无二日，那又怎么样？民无二主，那又怎么样？你布下了笼罩一切的巨网，那又怎么样？我依旧可以拒绝你。他们都说天下的粟米都是你的，那么我一口都不吃，和你两不相欠。

然后，我可以自由地反对你。

是不是想多了呢？也许吧。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司马迁写下这篇列传的时候，心头燃烧着一股愤恨。他赞美伯夷、叔齐，多半也是因为这两个迂腐固执的老头子，做到了司马迁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