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喜欢构建乌托邦。大家审美偏好不同，构建出来的乌托邦也会有很大区别，但总的来说，乌托邦大多厌恶复杂多元的世界，觉得那样花里胡哨，不成体统，还容易出事。它们更偏爱整齐划一，人们想法单纯，社会秩序稳定，这样才赏心悦目。比如儒家的“大同世界”虽然看上去蛮幸福，但多少显得有点单调。其实这是乌托邦的共性。凡是乌托邦，都会对社会做出简化，让其露出枯燥的一面。
但也有程度的差别，《商君书》就把乌托邦的“简化”推到了极致，就像把整个世界的色彩全都抽干了，变成单调的黑白色。
就拿职业来说，《商君书》认为，普通人活着就应该干两件事：种地和打仗。其他的事情都是坏的。做生意是坏事，商人越多，社会越乱套，把这个东西交换成那个东西，这有什么用处呢？读书也是坏事，读书人越多，社会越乱套，知道那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处呢？工匠当然需要，但也不用那么多，做那么多漂亮东西有什么用处呢？留些工匠做点农器、兵器也就够了，其他的人都应该去种地、打仗。
生活也应该全面简化。老百姓不能太穷，也不能太富。大家都吃不上饭，这肯定不行，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变富，“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人们富了，就会偷懒，就会不听话，所以要使“贫者富，富者贫”，都有口饭吃，但都不敢翘尾巴。
让“贫者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使劲儿种地。但怎么让“富者贫”呢？《商君书》想出了好几种办法，比如说粮食管控。“商无得籴，农无得粜”，老百姓把自己的余粮拿到市场上卖是犯法的，应该抓起来。这样一来，他们只能把余粮卖给官府，收购价自然压得很低。老百姓卖了余粮，想吃点好的，还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使劲儿收税，让销售价是成本的十倍，吃穷他们。要是有人不贪吃怎么办呢？那就逼着他们花大价钱买官爵，把粮食给消耗掉。
总之，不让他们手里有余粮。
但是社会财富积累太多，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最终解决方案还是打仗。打仗可以消耗掉多余的财富，让整个社会维持在刚刚够吃的状态。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都说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打胜仗，其实看看《商君书》就知道，并非如此。法家确实喜欢打仗，但打仗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消耗社会财富的手段。国家有了多余的财富，必须通过打仗的方式来消耗掉。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商君书》就是这种魔鬼逻辑。战胜敌人当然是好事，但是打仗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是为了消耗自己的财富。
关于这一点，《商君书》有详细的解释。它认为对于国家来说，有六种坏东西，叫“六虱”，它们分别是岁、食、美、好、志、行。后来的研究者对这“六虱”的解释略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就是好吃的、好喝的、漂亮东西，还有独立意志。
除了“六虱”，还有“十害”，它们分别是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在我们看来，善啊、孝啊，这都是好词儿，可在《商君书》看来，这是国家的祸害，具体原因在下面再作解释。
《商君书》认为，国家富了，就会产生这些祸害。人们常说“饱暖思淫欲”，《商君书》的看法更悲观，认为“饱暖思孝悌”。到时候，十害横行，六虱滋生，构成了国家体内的毒素。而要排除这些毒素，只能打仗。“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所以，战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获得土地，也不是统一天下，而是排除体内的毒素，让国家和社会保持强健的体魄。
这就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没法打仗了，怎么办？
《商君书》里确实提到了“王天下”，似乎也在劝君主统一天下，但统一天下以后，没有敌人了，怎么排除体内的毒素，又怎么把“礼乐孝悌”扼杀在摇篮里？商鞅他们对此没做解释。
在战国时代，“王天下”是个政治正确的流行语，不管哪个学派都会挂在嘴上说一说，《商君书》也不例外。但是它似乎觉得这个目标过于遥远，甚至不太可能实现，所以不值得仔细琢磨这个问题。也正因为这样，“王天下”和“不断战争论”之间隐含的逻辑矛盾，也就被它放过了。等到秦始皇灭掉六国，一统天下后，这个矛盾就浮出了水面。
按《商君书》的逻辑推演下去的话，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既然没有敌人，就只能把老百姓当成敌人。朝廷必须用对待敌国的方式对待他们，用修长城、修骊山墓、修驰道之类的大型工程把社会财富消耗掉，从而排除毒素。
而秦始皇也确实这么做了。
我们对此感到困惑，只是因为对社会财富的看法不同。我们觉得财富是好东西，人民越富裕越好，但是在法家看来，财富是危险之物。老百姓应该辛辛苦苦生产财富，同时君主应该想办法把生产出的财富消耗掉。具体怎么消耗无所谓，只要消耗掉就好。打个比方，这就有点像让人从河里打水，然后一担担地挑到下游倒掉。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群神经病。可是《商君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忘掉“六虱”“十害”，乖乖地服从控制。
商鞅他们特别讨厌商人，把他们当成一群害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导致社会不好控制。《商君书》对此也有过解释。它说商人跟农民不一样。商人的资本可以挪来挪去，有了风吹草动他们可能就会跑掉。而农民的资本就是土地，走不动。因此，商人天生的不服从，而农民天生的服从，而工匠介于二者之间。所以，法家乌托邦的理想公民就是农民。朝廷应该把老百姓尽量都变成农民，种地之余就去打仗。“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土地不能扛了跑，而对外不停打仗，邻居都处于危险状态，谁会赤手空拳地跑到危险的地方去呢？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留在原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商君书》对人的移动非常反感。它说商人到处乱跑，就会把市场搞乱，读书人到处乱跑，就会让老百姓听到不该听到的话，甚至会开始琢磨“仁义孝悌”之类的荒谬事情。《商君书》里有一篇《垦令》，根据专家的意见，大概率是商鞅自己写的。《垦令》里就建议要“废逆旅”，关掉所有的旅馆，让人们无法移动。当然，这个想法太过激进，现实中无法做到，但是它确实体现出了法家的逻辑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