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的力量

在这次糟糕的封控中，我意识到一件事：我的朋友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让我很惊讶的是，很少有人联系我，以及很少有人……好吧，几乎没有人主动问我是不是一切都好。这让我对“朋友”这个概念思考了很多。我意识到尽管我有很多熟人，我也可能喜欢他们，但我并不真的爱他们。我和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可或缺的关系。我发现，其实我只有一个称得上朋友的对象。

——詹姆斯

这种常常反复出现的为繁衍、学习和生存而合作的需求，正是我们建立起社交网络的基础。这个网络的迷人之处在于，与年龄、人格、性别、种族背景或其他任何可能的个体差异无关的是，我们都在以一种大致相似的方式与来自不同圈层的社交网络成员互动着。在我们身边、处于这个关系网络中心的人，是我们情感上最亲密的四五个人，也是我们最常互动的人（至少每周一次）。这些人就包括詹姆斯提到的那一个朋友，还可能有几名家庭成员——一般是配偶和孩子。这些人都来自一个专属社群——牛津大学的学者们称其为“中心支持圈”（Central Support Clique）。圈里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伴侣、子女或最好的朋友。他们是你在情感上最难过的时候会选择求助的对象，因为你确信他们会做出回应。关系网络的下一个圈层大约有15个人，他们构成了“挚友圈”（Sympathy Group）。这个名称来自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拜斯（Christian Buys）和肯尼思·拉森（Kenneth Larsen）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是我们能感到真正志趣相投并保持紧密关系的人数。更具体地说，这些是能在晚上和你一起去酒吧、电影院或餐馆的人，是能和你一起参加派对的人。在“挚友圈”之后，我们会来到一个大约有45人的圈层，即“亲友圈”（Affinity Group）。这个圈层通常是由扩展家庭的成员、熟人和一些同事组成的。随着下一个圈层的到来，我们的活跃网络将达到150人的极限——这些人和你一起经历过一些事，但你可能一年只会见他们一次。接着，圈层会不断扩大，达到500人、1500人、5000人……甚至更多。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逐渐远离你自己所在的圆心后，这些圈层依次以大约3倍的增速扩大，每一圈层都会囊括上一圈层。俯视观察时，它就像一组以你为圆心的同心圆，或者一个以你为靶心的飞镖盘。图1.1可以帮你想象它的样子。

处于150人圈层以外的人最多只能算你认识的人。我们可能叫得出处于500人圈层中的人的名字，并和他们有交往。我们只是知道处于1500人圈层中的人的名字，因为其中包括我们从未有过私交的人，比如名人或政客。因此，虽然你可能和他们没有交往，但像英国女王或美国总统之类的人物仍然处于你的社交网络中。在5000人的圈层中，我们可能认识这些成员的面孔，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社交网络的圈层结构和产生上述效应的150人界限之所以对不同人具有普适性，是因为社交网络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限制：我们花在人际关系上的时间和我们带给这些关系对象的认知资源。这150个人标志着我们能投入社交世界的时间和脑力上限带来的最大结果。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的社交预算必须与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工作、食物和休息）争夺资源，但并不是所有关系都能均等地分得我们的时间。我们会将40%的社交时间用在位于这个网络中心的5个人身上，那么下一个圈层中的10个人则会获得我们时间中的20%。社交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既要记录谁做了什么，又要记住每个人是谁（特别是你和他们每个人的交往经历），还要坚持社交规则（包括在交谈中轮流发言），抑制对社交用处不大的反应和行为，此外还要发现社交中的作弊行为（后文会对此进行详细介绍）。事实上，占据我们有意识的大脑很大一部分的前额皮质被赋予了社交功能。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我们脑中的其他区域，例如专门用于嗅觉的部分，已经大幅减少。我们可以投入并能在余生发挥作用的脑力是有限的，所以活跃社交网络的数量上限稳定为150这个平均数。

在人类社会行为的相关数据中，我们总会发现数字“150”的存在，因此它得到了一个名字——“邓巴数”（Dunbar’s Number）。它是以我在牛津大学的老师、该数字的发现者罗宾·邓巴教授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硅谷的社交媒体公司的众多创始人心目中的导师。邓巴从欧洲的手机用户、非洲的狩猎采集部落、工厂里的工人和维京人的传奇故事等多样化的群体与素材中收集了有关社交互动的数据。虽然这些关系网络的规模下至100人，上至250人，但平均数值始终是150人。用现代军队中的单位打比方，社交网络的第一圈层是一个特种兵小队（不超过5人），第二圈层是一个班（不超过14人），第三圈层是一个排（不超过45人），第四圈层是一个连（不超过150人），第五圈层是一个营（上限可能为300 ~ 800人）。这些圈层的规模可能是通过多年来在行动中的不断试错得出的，但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种社交组织模型以特定环境中所需的联系强度和沟通速度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生存机会。这种社交网络的布局像人类演化出的其他一切特征一样，体现了通过自然选择达到的一种适应状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从维京人（也可能更早）到当代人，人类社交网络各圈层的人数一直都很稳定。

“邓巴数”在个体间的差异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年龄——社交网络规模在我们20多岁时达到顶峰，在我们进入老年后会缩减；性格——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拥有范围更大的社交网络，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性别——和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拥有更大的社交网络。邓巴和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合作者们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对320万人的移动电话记录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个人与其网络内部圈层成员的通话时间，几乎是其与外部圈层成员的平均通话时间的7倍。对男性和女性来说，社交网络的规模都会在25岁时达到顶峰，不过此时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人际联系。在这一年龄点之后，所有人的社交网络规模都会开始逐渐缩小。到39岁左右时，女性开始拥有比男性更大的社交网络。事实上，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社交网络规模会出现第二个高峰。有趣的是，这同时也是女性进入更年期的平均年龄。社交关系的增加可能标志着女性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时间，因为成年子女已经离家自立，导致女性花费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变少，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他社会关系。关于女性的社交网络，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与男性相比，她们靠内的圈层中往往有更多人，也就是说，她们有更多亲密的朋友，而且她们在这些朋友身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在第4章中，我们将再次探讨亲密的朋友对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密友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