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远方”和自我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一位人类学家之口，充满矛盾性。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斯特劳斯解释了他这句话的来由。除了对旅行中必须克服的琐碎事物厌倦，斯特劳斯更多地是在怀疑人类学家的奇观化倾向和这一学科知识生成的起点，他看到了其中潜在的文化中心主义。

美籍阿拉伯裔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断，东方是西方想象出来的，这一想象的来源首先基于遥远的距离和文明之间的不平等。而本雅明所谓“讲故事的人”之所以成为可能，或者说文学的故事最初成为可能，也是因为存在“远方”这一概念。旅行的人从远方回来给大家讲遥远国度的故事，这些故事激发好奇心，也激发新的思考。在“远方”还存在的时代，人们依靠旅行、探险走向不同的地理、种族和生活方式，想象、误读、浪漫化和风景化几乎是其基本形式，虽然如此，旅行仍然承担着发现世界的功能。这一发现既包括风景的发现，也包含对新的文明形态的发现，经常带有“启蒙”色彩。马可波罗的游记，堂吉诃德的骑士之旅，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晚清时期出现的众多关于中国的书写——《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等，不管是文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类的，都有非常强烈的奇观化特点，“看”的气息浓郁。但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书，为人们带来启发，让人们从外部看到自己的形象，并由此开始现代性之旅。这也是文化交流、不同文明相互学习的根本性前提。

从这个意义讲，我欣赏斯特劳斯的态度，即以一种内省的视角审视旅行及旅行所产生的知识后果。这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和思维。

今天，真正的“远方”似乎已经不存在。全球化已经席卷即使最偏僻的地方，所有人几乎都能够同时看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人类的文明模式、基本问题大家都了然在眼前。旅行是否还具有“探索世界”的功能？像 20 世纪初那样的人类学模式，夏多布里昂、纪德那样的写作是否还具有操作的可能？

旅行的最大特点是既身在其中又置身事外，你走进风景的同时又和风景无本质的关联。在旅行中，“远方”会作为一种整体形象展现在你面前，你会用整体性的眼光去打量、思考这一地方，有新鲜和突然产生的震惊感，但是，同时，这只是外来者或他者的感受，这一感受和本地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本地人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生活。所以，要想真的懂得这一风景，也需要旅行者把这一风景放置于实在的生活和具体的细节中去考察。换句话说，如果“远方”时代的旅行是以发现整体世界为目标，那么，在今天的图像时代，旅行是要把“远方”普通化，进入普通的人生和最日常的生活，把它放置于普通人类生活场景来考察。这时候，“远方”的旅行就不单单是关于世界的整体形象，也是与内部的自我某一部分发生联系的过程，要避免风景化和某种天然的中心主义。

在扑面而来的陌生中，一种动荡不安的新的自我诞生。当你沉浸于普通生活之时，你会发现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事物。自然的奇观和清晨起来普通人家的早餐味道，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仔细考察了萨哈林鸟的地理环境、社会构成，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流放在那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一个个人。他发现了萨哈林岛的囚徒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意识到，在俄罗斯，有一天，可能连提出问题都被视为反动。有许多人认为《萨哈林岛》的文学性不足，但契诃夫认为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书。我想，对于契诃夫而言，这本书既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也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宽阔的自我。

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带着对自我身份的困惑，来到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印度，观察印度社会，它的宗教、人民和新的思想的诞生。他想寻找自己的来源，说话用词、情感方式或思考世界的来源，那是埋藏在他血液里隐秘的流动。

旅行不只是情感的弥补，同时是产生新的自我。斯坦贝克带着一条狗《横越美国》，凯鲁亚克和伙伴《在路上》，在精神层面，我们从来都需要在路上。这是人类灵魂深刻的渴望。漂泊、不稳定、暂时、偶尔、陌生、刺激、新鲜，这些词语对人类有致命的诱惑，它们带着我们飞向月球，飞向遥远的太空。

我们总是试图表达在旅行中的种种所看、所思，总是希望能够填充我们渴望出走的饥饿灵魂。它是文学最古老的源泉。但同时，我们也要对这一源泉有足够的反思能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大河山川，还要看到具体的炊烟和人的表情、动作。这样，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学。

（2018 年 8 月 14 日，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