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像鲁迅那样书写乡村了
——作为问题与方法的鲁迅

我应该算是鲁迅忠实的热爱者，这次我也是以一个写作者，而非理论者的身份来的。但是，在我的写作中，尤其是关于乡村的书写，有那么一瞬间，和鲁迅突然发生了碰撞，实实在在的不容回避的碰撞。我感到非常疑惑。

哪一个瞬间？写《出梁庄记》开头“军哥之死”时，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调，那样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魂灵一样的腔调。我心中一阵惊慌，有陷入某种危险的感觉。我发现，我在竭力“塑造”一种梁庄。通过修辞、拿捏、删加和渲染，我在塑造一种生活形态，一种风景，不管是“荒凉”还是“倔强”，都是我的词语，而非它本来如此，虽然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也隐约看到了我的前辈们对乡村的塑造，在每一句每一词中，都在完成某种形象。

那一刹那的危险感和对自己思想来源的犹疑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促使我思考一些最基本的，但之前却从来没有清晰意识到的问题：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在以何种方式建构村庄？他们背后的知识谱系和精神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塑造“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村庄？这一“村庄”隐藏了作者怎样的历史观、社会观，甚至政治观？而我，又是在什么样的谱系中去塑造村庄？

鲁迅的先验思想是什么？当他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当闰土轻轻喊一声“老爷”时，他之前以什么样的知识谱系、思想经历及对“中国”的认知参与进来并最终形成故乡的这一“风景”？追寻鲁迅“中国观”初期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在域外，日本，他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接触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叙事，阅读了哪些对他思想产生影响的书，这些思想具有怎样的倾向，而这些事件、符号、思想最终在他脑海中沉淀化合出怎样的“中国”——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可以探讨现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及与西方叙事、域外视野的关系。

但我今天讲的目的不是探讨鲁迅的前视野，而是当“鲁迅”成为我们的前视野时，我们该怎么办。

那一震惊感到现在还没有消失，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当代文学关于乡村的写作依然是在鲁迅的框架之内。乡村场域的形态，每一个人的形象，生与死，在一百年前已经发生了。

鲁迅发现了已死的村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死了”，在现代思维和中国现代文学中，“故乡”一出场就死了。一百年后，我们还在写“故乡之死”，除了具体的元素变了，其本质竟无变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乡村社会和鲁迅时代的乡村，还有一些没有变化的、无法撼动的东西，还是我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鲁迅的视野之下？

面对鲁迅，我们甚至还是退步的。鲁迅发现了阿Q那样一个积极的黑暗人物（伊藤虎丸语），在阿Q身上，中国人和中国人生被赋予一种虽缺乏原动力却仍然可以被涤荡，虽然最终仍归于“无”，但具有批判性的独特精神气质。鲁迅发现了未庄，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性和普遍意义的空间场域，它存在的触角伸向各个方向。

回想一下，在阅读当代的乡土小说，或者关于乡村的小说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满意感。不是语言、结构不好，而是对乡村的认知及所塑造的意象，几乎是在对鲁迅的简单化模仿和重复。我们闭着眼睛回想一下这些年文学里的乡村和乡村里生活的人，可曾超越了鲁迅的框架？包括关于当代知识者的描述。比如《陈奂生上城》，很多人说陈奂生就是当代的阿Q，但是也只是阿Q，关于乡村人物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退步的，我们用一种特别简单化的方式模仿鲁迅，或者说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塑造我们心目中的农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后来的写作者，该怎么办？当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走出鲁迅的预言，当鲁迅所描述的人、人性和人生可能都还根本性地存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新的预言并塑造一个新的世界？

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从 2014 年到 2015 年 9 月，开始写一个个乡村人物，在《上海文学》连载，起名为《云下吴镇》，后出版为《神圣家族》。试图以另外一种角度重新进入乡村场域。

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最清晰的想法，就是放弃对他们的文化形象的塑造。放弃鲁迅身上承载的文化和时代的命运，我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作。避免“乡村”这样的整体性隐喻，不要文化背负，不要概念，不要“故乡”，不要“农民”，它们都只是作为人物生长的元素之一存在于文本中。在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意避免用一些象征性、总结性的词语，把村庄、小镇打碎。尽可能地打开那些人物的“内部空间”。这一“内部空间”和作者的“空间”处于同一空间，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以一双游弋其中的眼睛来写。

说实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逃避鲁迅。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在这样一种近乎自然主义的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人”，会是怎样的“人”。

但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的“人”能否与“鲁迅”的“人”哪怕有一点对话的可能？写完之后，我什么也不敢说。

如果你所写的人与他生活的环境没有互相生长的关系，那么，他的依存在哪里？但是，如何既能使他具有依存性，又具有独立的、能够展示人类生存新层面的精神？这是一个新问题。

还是要回到鲁迅。在面对乡村时，他既是在面对整个文化系统，但同时，也在面对生活场里的一个个人。阿Q不只是流浪农民、雇工，也是人的一种，我们后来的解释太过阶级化和概念化了，它限定我们对鲁迅及对农民的理解。他所塑造的人物，固然有类的属性，但并非只是限于“农民”，而是“人类”，所以，阿Q精神才成为一个原型性的词语。

今天我们在谈阿Q时，我们既不会把阿Q过于贬低化，也不会把他神圣化，虽然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来被作为一个民族性的话语在使用，但阿Q作为一个人是鲜活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没有像左翼知识分子们那样“视民众为神圣，力图以与之同化来实现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而是如伊藤虎丸所言，“通过对自己怀疑（怀疑阿Q式的‘自由’）的不断抵抗射穿了左翼知识分子民众信仰的盲点，同时也获得了对现状的出色批判”。

鲁迅的思想和语言中包含着一种气息，一种自由的批判力和无所依傍的怀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是经由自己的“生活实感”建构起来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与闰土、与祥林嫂之间的对话，不只是在描述一个固定的乡村场域，也是在向世界提出问题。在他们相遇的那一时刻，鲁迅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生活的参与者和同在者，这一“生活实感”造成了鲁迅作为作家的痛感，也形成更有张力的生活空间。这也使得鲁迅始终没有对乡村进行一种终极化书写和判断。

我强调“生活实感”，是因为我们总是把“鲁迅”看作文献，看作既成的事实，很少经过自我灵魂的涤荡。一个诚实的生活者，要反复涤荡自我（这是竹内好在谈及鲁迅时用的一个概念）。“涤荡”，把自我也投入进去，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在思想和情感之间，在知识和历史意识之间反复洗涤。也许，直到最后仍然是一个“无”，但这一“无”，这一“黑暗”的层次会更多，就文学而言，它所产生的对话空间更多元。

从更大层面来讲，也只有当我们谈到乡村时，不再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乡村”，谈农民时，不再承载那么多的象征，文学里的“乡村”和“农民”才可能走出鲁迅的视野，才可能有更加独异的个人的存在。所以，“不能再像鲁迅那样书写乡村”，不是背向鲁迅，而是迎向鲁迅，走过去。

而对于乡村而言，今天的我们缺乏“生活实感”，不只缺乏深切的情感，更缺乏以历史化的视野来思考它们的能力，包括对鲁迅的重新思考。不管是作家还是学者，要把鲁迅作为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思维的原点。也许，唯有把鲁迅打碎，把农民和乡村打碎，经由自己的“生活实感”，反复涤荡，糅化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在现实的土壤上培养出新的预言，才有可能在面对乡村时，有新的发现和认知。也只有这样，鲁迅才可能是活的鲁迅。

今年春节回家，在村庄后面的大河边转悠，看到镇子后面的堤岸上，一堆堆垃圾倾倒下来，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白色的凝固的瀑布。当时只感觉触目惊心，感觉有点绝望。这种震惊体验在当代生活中非常普遍，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之中，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有所警惕，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悲情”，你容易把这些生活的现象作为一种简单的概念和批判对待，而忽略生活的内景，忽略生活在其中的活生生的“人”。

这个时候，很容易想到鲁迅。他始终在，他不但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一直要与之对话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你要穿越他的目光，穿越他的思想，去建构一个新的敞开的乡村。一个好的作家，包括研究者，都是在发现、创造一个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行动的姿态，调整我们面对世界的看法。鲁迅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发现并创造那样一个世界，同时他告诉后来者，他的发现不是你的发现，你要重新发现。这就是我的一点疑惑和理解。

现场提问

问：您举了一个例子，20 世纪，当代我们在鲁迅的意义上讲述乡村，陈奂生把它讲述为一个阿Q性格，这个代表性的文献是陈奂生的性格，我们细读当时的文献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阿Q性格的，他们面临乡村的严重的危机，陈奂生出来之后非常难以面对一个困境，怎么处理自己与官僚系统的关系，他认为陈奂生没有尊严，尊严在哪里？作者非常纠结一个概念，奴性，为什么像阿Q一样？借用陈奂生讲述新时期的农民形象，这个跟您今天的讲述有一个断裂，在您的发言中您认为鲁迅的传统在一个文学意义上构成了有压迫性的文学传统，没有贬义。今天我们要推翻鲁迅传统对乡村的讲述，问题是 20 世纪的乡村在文学中一出场就死了，这是文类系统对它的压迫还是社会结构对乡村的压迫？您举的陈奂生的例子，陈奂生复活了阿Q的没有尊严的生存状态，是文学内部的问题，还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在工业化的时代，在乡村注定要令我们同情的时代，我们突破了鲁迅的讲法，但是乡村的宿命是不可被挽回的。

回到文学本身，我觉得您也认识到了今天的乡愁无法讲述乡村故事，我担心的是这样的一种突破不是文学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是如果是文学意义上的突破首先我们要突破对文学的理解，不是对鲁迅文学的理解。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梁鸿：当年研究《陈奂生上城》这部作品的时候，翻阅了当时的政府法令，为防止农民流动到城市，从 1951 年到 1959年间，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阻止农民盲目流动到城里，这就是“盲流”的来源。从社会意识来讲造成了农民性，跟鲁迅笔下的描写不一样。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定的“农民性”，农民就是农民，这是社会意识的问题，也是文学的问题。我为什么说鲁迅是预言家呢？他给我们一个尚未发现的真实，让我们看到了阿Q、祥林嫂。面对这样的乡村场景，一个写作者，你怎么样来给读者一个尚未发现的真实，它需要一个作家或者是研究者对社会学意义的乡村、乡村引起的矛盾以及乡村场域的人的生活有一个了解。你就要去看到那些人。我为什么厌倦今天流行在社会和文学中的悲情主义呢？他（包括我自己）没有看到农民的笑，农民的笑是这个生活场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维护自己的生活尊严，我们所有的观察者都忽略了他的笑。包括这几年春节流行的“返乡手记”，我们在塑造一种知识的悲情，这个是我们书写乡村和面对乡村要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说鲁迅是活的呢？他可能也有悲情，但是他马上怀疑自己，祥林嫂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时候，他不敢回答，他没有固定的答案，因为他自己不知道答案，这里是开放的，没有给我们固定的答案。

说到“笑”的问题，非常重要。我有一个反省，我们这些人，我们总是很悲情地看这些人，我们把农民搞得特别农民化，这种悲情在文学里边很不公平，在于它把“农民”作为低一层的属性来讲，没有把农民提到人的属性里面。这里面有不易觉察的我们的阶层性，我们看待农民的时候没有打开，没有把他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强调了农民性、不公平性、阶层性属性。问题化的眼光有价值，因为它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分裂，但在文学意义上需要我们警醒。

（2016 年 4 月 2 日，在《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 135 周年暨逝世 80周年高峰论坛”上所作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