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

很高兴能够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感谢组委会、各位评委及《南方都市报》。

这个奖与其说是嘉奖我个人，倒不如说是在嘉奖梁庄。在这个光鲜华丽却又尘土飞扬的时代，梁庄的农民，从梁庄出发，在中国大地上迁徙、流转、离散，去寻找那“流奶与蜜之地”，寻找幸福、公平和正义，宛如“出埃及记”。但是，有的梁庄人，却没有找到“奶与蜜”，在城市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有时候会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最深的重压，但同时，却又那么坚韧、乐观，永远不放弃内心的渴望，不放弃对温暖、尊严、团圆和救赎的渴望。我愿意因这个重要的奖项而让更多的人去感受梁庄。我要感谢梁庄和梁庄人。我从那里得到的，将永远无以回报。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时，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梁庄的乡亲们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而且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需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的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于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算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种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卑微而又热忱地倾听来自故乡的、大地深处的喃喃低语。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的父亲。《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有他的劳动和智慧。

（2013 年 4 月，广东，在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