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日子想起我的高考

从昨天开始，全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名考生在接受一场连续几天紧张的高考。

我的高考在四十年前。不，应该是四十一年前。

要说到“文革”结束，尤其说到“文革”后恢复高考，像我这样的幸运者是应该感恩呢，还是应该大哭一场？

也许都应该吧。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

我相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离开那所农村高中时的情景：我背着我的铺盖卷和并不沉重的书包，回身看着简陋的学校大门，想着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读书的时光了，像掉了魂儿一样，茫然、恍然、惶然，说如丧考妣，应该不算过分。离开校门一百多米，有一条水渠。我站在水渠边上，又回头看了那所学校一眼，然后，回到符驮村，成了一个农民，那时候也叫“回乡青年”。

我没想到我还会有重新读书的机会。

恢复高考是1977年。我参加了，报考的是文科，没考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一年没有公布考生的分数。如果是因为考试成绩，我相信我是败在了数学上。

记得是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生产队浇地。一位外村的同学来看我，告诉我，他拿到了一所中专的录取通知书。我也就确认了我的落榜。我什么也没说，就势躺在了地头，看着天空，听着水渠里的水往地里流。我们很长时间一声不吭。我的同学一定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

1978年，我又一次参加高考。依然是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不用劳动，当然也不给工分。我没上补习班，借了一套北师大编的数学教材，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对付数学。我做完了那套书里所有的习题，包括例题，做了厚厚的一大本。剩余的十几天时间分配给了语文、政治、地理，主要是死记硬背。我在我们村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里，躺在不会再使用的泥坯上，背，背，背！直到我妈喊我吃饭，吃完饭再去，继续背。

村上人更愿意相信我在躲避劳动，说我“躲、奸、溜、滑”。我妈劝我：“考个中专就行了，考上就成国家的人了。”她实在是惧怕，怕我考不上。我铁心不考中专，要考大学，考不上宁可贩卖猪崽养家糊口。当然，我不能告诉我妈，能说的只是“嗯嗯”。

竟然考上了。

竟然是我们村第一个经考试上大学的大学生。

村人们的“躲、奸、溜、滑”转而为“吃苦好学”。许多年，我都是他们教育孩子高考的励志榜样。

我也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次高考的头一个晚上。我惶恐焦虑，无法入睡。天快亮时，蒙眬中没了意识，要睡着了。我妈去厨房给我做饭，锅勺的一声碰撞惊醒了我，潜藏在我心底深处的对命运的恼恨，就喊叫着冲口而出，甩给了我妈。我妈竟一脸愧疚，忍着泪水一句话没说，看着我进厨房吃饭。两个荷包蛋，我竟然吃了下去。然后，骑着自行车，赶往县城的考场。

一夜未睡的我压根不会想到，另一间屋里的我妈也一夜未睡。不但没睡，还用耳朵捕捉着我房间里有无响动，祈求老天保佑，让我能睡，能有精神去参加这一场关乎命运的考试。

每每想起，混账的我与隐忍着泪水的我妈会重叠显现，模糊又清晰，成为我考量人性的一个镜像。

我坐在了考场里的座位上，突然两手冒汗。我知道是因为慌乱。我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老师正在分发试卷。我走出教室，用外边的自来水管冲头、冲手。重新回到座位，分发试卷的老师正好发到了我所在的位置。老师一脸善意，把试卷发给了我。

我接过试卷，又搓了几下手。我并没有急着答题，先把整个试卷看了一遍，似乎有了一点底气，然后，开始做题。

连续两天的每一场考试，我竟然都没有慌乱。

当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九百六十多万名考生正在答题。

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次高考。

出租车司机在考场附近也会自动管制自己的喇叭。

正在答题的考生们，在许多年以后，会不会像我一样，来回忆他们今天的高考？会不会像我一样，想起感恩，或者想大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