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的褶皱

一

我1957年出生，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

当然，刚刚出生的我，是不知道生到这个世上，为人会有这么复杂的人生，只会哇哇大哭。这哭完全是自然的，不能称之为语言，更不是歌哭。我见过牛下牛犊、羊生羊羔，牛犊和羊羔离开母体是不哭的。人和畜生确实不一样，连出生都不一样。哭与不哭好像与命运的某种定数有关。

我更想不到以后的我会以文字为生。我有时会想，我出生的年份和我后来从事的营生好像有一种宿命的暗示。又会想，那一年出生的人多了去了，以文字为生的毕竟是少数，宿命实在又是一种未知，或者不可知，所谓宿命的暗示，纯属我的“自作多情”。

我的出生地，在所有的表格中填写的都是陕西乾县。乾县在秦朝时叫好畤，唐朝时叫奉天，后来又叫乾州、乾县——这是啥时候的事，我没考证过。

我出生的村庄叫祥符村，又叫符驮村。前者文雅，应为大名；后者民间化一些，应为小名。这个村庄从我出生到1980年代的相貌，我在《从两个蛋开始》中有过散文式的描述，写实性的。它在乾县城东南，相距约五公里。

符驮村地处素有“粮仓”之称的陕西关中，是八百里秦川的组成部分。在我隐隐约约的记忆中，我们家的饭是家人用脸盆从生产队的大灶上端回家的。稀与稠，是什么材质做的，够不够吃，我并不记得。问我的母亲，看她一脸不堪回首的表情，就可知道，吃得实在不怎么样。我们生产大队的几个村大概没有饿死人，反而还得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好处，有许多光棍汉娶了从甘肃逃难来的女人做媳妇。我奶奶认了一个干闺女，就是我的干姑父从甘肃领回来的。

二

符驮村有一所小学校，我在这里上小学。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和教育。九年，叫“九年制”，比现在的十二年少三年。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

作为少年的我，在那十年之中，学习少，玩耍多，有贫穷，也有快乐，可称之为“穷乐”。提着草笼，拾燕粪，剜猪草，名为帮家里“干活”，实为一种娱乐。比现在读书的少年儿童，那可是“幸福”多了。现在的幼儿园小朋友的书包，他们自己背着是很吃力的。而我那时的书包里，只装着语文、算术课本，还有两册作业本，再有就是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相当轻盈。

当然，我也有“文革”的记忆。我在县城看到过满街的大字报，看到过各种造反的队伍押着他们认为应该批判的人游街示众。有人就会敲锣打鼓半夜到符驮村来传达，惊醒满村的人。符驮村也有“地富反坏”被捆绑批斗，但没有右派，可能是缺少读书人吧。我跟着革命派扛着铁锨铲过村民在自留地种植的菠菜，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参与过呼口号，批判村上的地主、富农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而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我的干姑父。我看到过他一脸的无辜和面对批判时很不情愿的“心悦诚服”。

三

我上学的高中是一所农村高中。曾经有过两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间很短，但我赶上了，并有所获益。我们的学校有一所图书馆，对喜欢读书的我来说，它显得无比珍贵。我在这所图书馆里借阅过《史记》和好多部小说作品，比如，茅盾的《蚀》三部曲、高尔基的《福马·高尔杰耶夫》，至今留有阅读印象。高尔基的这一本小说，应该是他的成名作，虽然不如后来的《母亲》和《我的大学》著名。我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拉二胡，拉小提琴，导演独幕剧，还想学吹小号，吹了三天，把嘴吹翻过了，难忍的麻和疼，好多天不能平复，只好把借来的小号还了回去。

那时候，我已想做一个写作者了。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小说。回乡当农民近四年，我几乎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小说，从《高玉宝》《欧阳海之歌》到“三红一创”——我可以列出一长串书单。上大学以后，我才知道了我过去吃喝的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也知道了阅读什么样的东西是不能小视的，它关乎一个人的精神建构。但对成长中的那些吃喝物以及为什么只有这样的吃喝并不愤怒，也不懊悔。愤怒和懊悔并不能改变什么，能改变的是在能够选择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以调理思想和精神之胃。当我在大学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类的著作时，少年时代的哲学之于我，是多么的粗糙。面对伟大的小说，我少年时代整夜不眠与我为伴的那些小说是多么的卑陋。正因为有不能自主选择的经历，当能够自主选择阅读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有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澎湃与感动。

也有伟大的东西陪伴过我的少年时代，比如鲁迅，比如《红楼梦》，还有一些，它们一直是我的所爱，至今都能触动我感应的神经。

我现在还能记起我离开这所高中时的情景：我背着我的铺盖卷和并不沉重的书包，回身看着简陋的学校大门，想着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读书的时光了，像掉了魂儿一样，茫然、恍然、惶然，说如丧考妣，应该不算过分。离开校门一百多米，有一条水渠，我站在水渠边上，又回头看了那所学校一眼，然后，回到符驮村，成了一个农民，那时候也叫“回乡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