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少年的启蒙时刻

那时候的符驮村，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修过水库，也当过农村“剧团”团长，排戏演戏是给工分的。这让村上的人非常痛恨。事实上，我不是一个好的社员，技术性的农活基本不会干，很遭村人的白眼。我至今体重没超过一百二十斤，属身单力薄一类，实在也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庄稼汉，这很让我自卑。一看到白眼，我就会自惭形秽。我有朦胧的梦想，我看不到出路。我想过去新疆闯荡世界，也想过当和尚。

我没有勇气，依然在符驮村。

那时候的我，经常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我坐在地头看水浇地，不时会看远处的乾陵。乾陵在县城北。它实在好看，像一个仪态大方的美妇人，躺在距我们村二十多里地的梁山上，坦荡，舒展，不藏不掖，不躲不闪，尤其是它的两个“乳峰”，丰盈饱满，轮廓清晰，袒露在天地之间，很自信。那时候的空气不像现在这么糟糕，从我们村庄看乾陵，美妇人是侧身的，应该是最好的角度。也曾和伙伴们去看过乾陵。那时候的乾陵是寂寞的、荒凉的，但寂寞和荒凉掩不住它非凡的气度。

老家人把乾陵叫姑婆陵，表示着他们是武则天的娘家人。在他们的眼里，这陵墓是武则天的。李治是什么人，很少有人知道，也没人说起。老家人没把武则天当皇帝看。她做过皇帝，但最终还是把权柄交给了丈夫家的人，自己又回归为女人了。死后，她和她的皇帝丈夫躺在了一个陵寝里。对于陵墓和佛殿庙宇道观，我一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心理，很少去那种地方，但还是去过一些，感觉都没有乾陵好。这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埋着两个皇帝且是一对夫妻的陵墓，也不仅因为它曾经给过我无言的慰藉，在我提着马灯、扛着铁锨看水时，让我感到天暂时还塌不下来。它是一座陵墓，也是人类塑造在大地上的伟大的艺术杰作，让我时时能感到世界上曾有过精神强大的充满自信的人，她就躺在我家的旁边。

但我依然喜欢读书，下地干活时，衣袋里总装着一本便于携带的书，其中有一本是繁体字小开本的《唐诗三百首》。干农活歇息时，我就躲在一边读书，这也是一件遭白眼的事。村人因此对我的白眼，我从未有过记恨。我很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也做过多种努力。他们很难接纳我，让我又多了一重自卑。

那一本《唐诗三百首》，我至今保存着，是村上一位长辈送给我的。他并不读书，也不认识繁体汉字，他不知道我对他有多么的感激。

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那几年，我们县文化馆每个暑期都会选拔业余创作骨干，举办写作培训班，每期一个多月，有老师指导，让我们编写戏曲剧本。我经朋友引荐，得到认可，几乎每期都会参加。我写成的剧本没有排演过，但培训班却让我有了最初的写作训练，使我做一个写作者的梦得以延续。

我从未终止过阅读。我经常被我妈用笤帚打得满院跑。她认为，农村人的正经事是做农活挣工分，而不是看书。还有个理由是，长时间看书会看坏眼睛。

写作培训班的学员们，在恢复高考后，大多考上了大学。

我没想过我还会有重新读书的机会。

197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

要说到“文革”结束，尤其说到“文革”后恢复高考，像我这样的幸运者是应该感恩呢，还是应该大哭一场？也许都应该吧。但我确实是恢复高考的幸运儿。考入山东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节点。

那一年，我怀揣着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过符驮村头的那棵皂荚树，回望了村庄一眼，想我一生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村庄生活了。我身体虽然瘦而弱，心却是蓬勃的；腿脚也不强健，却是坚定决绝的。我正在走向我的未来。这样说很书面，却正符合那时的我。在从西安到济南的火车上，我曾写了四句顺口溜一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此去山东讨经纶”，还未成书生，已经满是书生之态了。

一辆专门迎接新生的大卡车从火车站把我拉到了位于济南市东郊的山东大学新校区。校园里到处是报到的新生。我没有急着去报到处报到。站在陌生的校园里，我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我的脚跟前是我单薄的铺盖和行李。我抬头看了好大一会儿天，可真是高天深远、云影散淡。这就是我的“大事件”，也是影响我一生的节点。中国读书人有“三不朽”和“修齐治平”的文化与精神传承。那时的我也是有这么一点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也可以叫“范儿”吧，虽然是一身粗布衣裳。

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我买最便宜的牙膏，抽廉价的劣质烟草。我读了一些书，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知道了鲁迅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作家。

那时的我是想当诗人的。我先是一个名为“云帆”诗社的成员，然后是社长。我们刻蜡版，自己印刷，出版油印的《云帆》诗刊，给社员，也和全国各高校的同类们交换分享。这个诗社的中坚就有后来著名的诗人韩东。

我对诗有过十多年的迷恋。

1982年，我拿着三位好心的老师写的三封信，找到了已在天津做官的一位校友，他安排了我的工作。这应该又是我人生的一个节点吧？

1982年，我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协工作。这一年，我见到了漂亮的抽水马桶。在出了许多洋相之后，我感到了屁股的高贵。也是在这一年，我到北京走了一趟。北京的街道使我泪眼模糊，并写了一首诗。

我住在天津市解放路的一幢铺有木板的楼上，那里也是我上班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它曾经是德国人的俱乐部。每到深夜，我都能准时听到一阵马蹄敲打柏油路的响声，我知道这蹄脚和这座城市的粪尿有关，但我喜欢这清晰悠远的蹄脚声，至今留有余音。楼的背后是海河，我在海河边坐过。

天津市政协的同事们待我很好，有的叫我“小杨”，有的叫我“杨子”，很少有人称呼我的姓名。我没有忘记他们，也因为他们对我的呵护和关怀，使我时常会怀念那个时代的人情味儿。更不能忘怀的是两位大姐，一位是文史办公室的柴大姐，一位是工作组办公室的张大姐。柴大姐才华横溢，已于几年前去世。就是她主持，为我举办了结婚的仪式。

天津市经常让我迷路。如果离开单位三公里以上，不问路我是走不回单位的。

因为结婚生子，两地分居，在天津工作两年后，我调回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