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员到记者和编辑

1984年，我从天津市政协调入陕西省政协。

最初的工作是和几位年轻的同事在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整理了几个月档案。那几个月的经历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我知道了我们的档案制度有多么的精细、多么的可怕，表格、申请、思想检查、学习汇报、处分、奖励、组织结论，甚至一次男女情感经历的询问记录详细到纽扣和头发。它是深藏在档案袋里的一把刀子，随时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从档案袋里脱“鞘”而出，伤害它的主人，甚至致“死”。它是账本，每一笔账是什么时候写进去的，恐怕连多年以后的记账者自己也无法想象。此后好长时间，我都不敢看我们单位的那些年长同事，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许多“秘密”，他们在我的目光前，是“裸体”的。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和我打招呼、交谈、聊天、共同工作，言语如常。可我已经无法如常，我像一个“窃贼”一样，无法正常地面对被我“偷窃”过的他们。而且我“偷窃”的不是财物，是他们曾经有过的不愿为人知的与情感和精神有关的机密。我们何以有这么令人恐怖的档案？它像鬼魂一样，你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而且让你难以察觉。“隐私”“安全感”，这样的词，在那一段时间里，经常会跳出来，让我心背发凉，骨头也会渗出冷汗。

然后，我成了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1986年，我在陕北延长县的一条梢沟里住了整整一年。我的身份是省上派下去的扶贫干部。我们并没有给那里的人带去通往富裕的秘籍，倒是带去了一些树苗。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一起修梯田，一起栽树，也领着卫生队满沟里找那些不愿计划生育的女人。

这一年的经历对我产生的影响非我所料。我和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写我以为是小说的小说，也写诗。其后的几年中，我写的小说大多收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黄尘》里。

然后，我参与创办了一份报纸，从记者、编辑到副总编辑，前后约两年时间。那时候，是有一些“野心”的，想办出一份能够有所作为的报纸，但还是离开了。

从1984年到1989年离开陕西省政协，有主动也有被迫，没有细说的必要。从那一年开始，沉寂的是什么？泛起的又是什么？也许会成为我一生的纠缠。

离开了陕西省政协，但依然在那里借住，是一间地下室，我在那里住了十一年半的时间。

陕西省政协在西安市建国路，紧挨着城墙。城墙是大明王朝留下来的。

建国路、地下室，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路和一间居室的名称，也不仅仅是两个名词，它们经常会在我的记忆里发酵和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