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

从西安调到深圳，成为一个深圳人，是我事先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有偶然也有被动。

也有一种宿命感——1997年，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奖，我是评委，参评的影片中有一部反映深圳的电影叫《花季雨季》，是那一年的获奖影片，我给它投了票。它以影像的形式使我与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有了某种潜在的关系。在此之前，我没去过深圳。

我去深圳是1998年年初，印象很好。蓬勃、清爽、充满生气，没现在这么拥堵。特别是那条深南大道，绿草鲜花，宽阔舒展，就像铺展开去的精神和心情。那时候，电视剧《水浒传》热播后的影响和波动还在继续。朋友的朋友要采访，我接受了。采访者的素质奠定了那一次交谈的质量，在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还要多。没想到深圳有许多知道我读过我作品的朋友，于是相约喝茶、聊天。就是和这些朋友的接触，使我感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也不再相信“深圳是文化沙漠”的成见。有朋友问我愿不愿意调过来，我说愿意啊。说愿意但并没当真，朋友却当真了，竟然办成了，很快就有了官方的回应。这又让我对深圳有了一种惊讶。我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朋友也只是正常的推荐，一根纸烟也没花啊。深圳就这么触动了我。

去，还是不去，我很纠结。我在西安已经十多年，也不再年轻。深圳在催，我却迟疑不决。一年多以后，和厂长的一次谈话，终于使我下了决心。谈的什么，可以略去，从厂长室出来之后，走下楼梯我给深圳那边打电话，正式办理调动手续。这就是我说“也有被动”的原因。很快，《三秦都市报》以“陕西又见孔雀东南飞”为题，连续三天刊发专题报道，引起了一点波澜。有朋友因此戏称我“杨孔雀”。有人传说写报道的女记者和我怎么怎么的。事实是，那位年轻的女记者是因为这一次采访才认识我的。我也没有按她的愿望，满足她的采访要求，只不过说我确实调到了深圳，对原单位没说一句负面的话。她很善良地把我当成“孔雀”了，并因此而被泼了脏水。不管就文学还是影视，陕西都是人才济济的，大师一把一把，满园的孔雀凤凰，我不在其列。说我是一只乌鸦，可能更贴切一些。如果我的写作和陕西的文学与影视有关的话，在我调离陕西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主动又被迫的流亡者，仅因为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深圳。

2012年，我出版了十卷本的《杨争光文集》。然后，是抑郁症。

来到深圳，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是积淀的继续，也给了我重新审视和感受已有的积淀的距离和视点。当然，深圳给予我的并不仅于此，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述的。笼统地说一句，那就是：在深圳，我的创作还在继续，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包括《从两个蛋开始》，其后的创作都是我成为“深圳人”之后的写作。

我从来没有掩饰过我对深圳的感情。深圳的朋友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他们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厚爱，常常使我感慨。是的，从不言谢，唯有感慨。

我从来都认为，“文化沙漠”是对深圳的误判。面对这种误判，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踏实、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就地栽培。移民、遗民、夷民，互不嫌弃，互不抵触，欣然接纳，不拒杂交——深圳就是这么任性！养性之后的任性。现在完全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文化培育、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当然也关注深圳的文学。去年主编“深圳新锐小说家文库”，我曾写过几段文字——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处于文化最敏感、最精致的部位。深圳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很快，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而且，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

深圳有“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误判——对深圳文学的误判，正如“文化沙漠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许多作家可能以“打工者”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青春”。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瞬间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时。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文学和“打工”“青春”“网络”遭遇，将是日常性的。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这品相既是深圳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福克纳以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为文学地盘，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鲁迅以“未庄”为文学地盘，塑造出了可与堂吉诃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深圳的文学创作者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这么说似乎高亢了一点。那就降低调门说几句：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比如，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比如，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等等——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并不丰厚。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我以为是不够的，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

鲁迅是清醒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以汲取营养论，鲁迅是母奶和狼奶通吃的。正因为清醒，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他的心血书写，创造了中国文学的高标。

精神荒芜，思想枯竭，是人的穷境、文学的死境。

在生命的关口，守住了人的底线，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在文学的关口，守住了写作的底线，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

这几段文字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也有对我自己的冀望。

如果能够，我当然还会写作。

我可能不会再调动了吧。如果不再调动，深圳就是我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