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颠覆全球供应链

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早上，乔治·劳雷尔（George Laurer）开着他那辆金属绿色的雪佛兰新星（Nova）行驶在罗利环城高速上，他的脑海中不断涌现出毕业后他与大学同学在东海岸搭便车的情景。当时，他们身无分文，急需找工作。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虽说工程师的就业市场还没达到残酷的地步，但也低迷不堪。

对劳雷尔而言，只要时薪能超过1.5美元，让他做什么工作都行。每次面试前，劳雷尔都会去当地的警察局，借用他们的洗手间洗漱整理。几个月后，他在IBM公司谋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并在这家公司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

现在，劳雷尔已经退休。他举止平和，皮肤苍白，头发灰白，眉毛浓密，与好莱坞老牌影星哈尔·霍尔布鲁克（Hal Holbrook）有几分相似。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有一处乡舍，那里的书房是一间极具现代文艺复兴风格的工作室。书房里摆放着他收集的各种机械工具、电子元件和技术手册以及《焊接技术全书》（ Complete Book of Welding ）、《户外项目》（ Outdoor Projects ）、《美国邮票集》（ American Stamp Album ）、《汽车钣金喷漆基础》（ Basic Bodywork and Painting ）、《TurboCAD参考手册》（ TurboCAD Reference Manual ）、《飞机模型制作指南》（ Building Model Airplanes from Scratch ）等各种书籍，天花板上悬挂着一架轻木飞机模型。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食品杂货行业因低效的库存管理几乎瘫痪，食品公司急需找到方法节省成本。当时有人提出使用基于代码的系统来跟踪食杂店的商品。随即，亨氏、通用食品（General Foods）、克罗格（Kroger）、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联合食品（Associated Foods）、费尔蒙特食品（Fairmont Foods）和百时美（Bristol-Myers）等公司的高管人员组成了代码委员会，开始向社会征集代码跟踪系统的设计方案。1971年，IBM公司接受了这项挑战。

劳雷尔被指派到这个项目中，他的上司要求他基于另一工程师几年前开发的“靶心”（bull’s-eye）代码进行设计。劳雷尔回忆道：“我花费了一两天的时间做实验。”他很快确定，这种设计无法满足食品杂货业的要求。

第一，代码要呈正方形，面积不超过9.7平方厘米，这样才便于人工和电子产品识别。第二，代码必须能够打印在香皂、麦片盒和咖啡罐等形状各异的商品上。代码要包含10位数，能全向解读，准确率达到99.995%。也就是说，每卖出2万件商品，最多只允许出现一个商品代码错误。第三，在满足前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代码设计不得增加食品生产成本。在这些严苛的限制条件下，劳雷尔开始研究解决方案。

劳雷尔冒着失业的风险，违背了上司的要求，准备设计一款更好的代码。他设计的代码有10条竖直的黑白条纹，它们宽度不一，形状如斑马条纹。黑色条纹吸收光线，白色条纹反射光线。反射光线被光学传感器接收后，转换为电脉冲信号，再由计算机处理。

为演示设计蓝本，劳雷尔让一名王牌垒球投手以最快的速度将贴有代码标签的、底部是豆袋的烟灰缸扔向识别装置上方，识别装置都准确地一一识别了。事实上，劳雷尔团队设计的方案远远超出了食品杂货行业的预期要求，其错误率还不到0.0005%。劳雷尔的方案通过了，代码委员会对劳雷尔的设计感到兴奋不已，并称之为“通用产品代码”（UPC）。1973年，通用产品代码成为行业标准。

几个星期后，“天价鸡肉”的问题出现了。食杂店的肉类区没有建立验证机制，因此无法确认商品的账单价格是否与店铺经理手中价格清单上的实际价格相一致。没有二次验证，计算机系统偶尔会少收顾客几美分，当然也可能多收上千美元。“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与人性相关的现象，”劳雷尔说，“如果一个长相甜美的收银小姑娘把1.89美元的商品错收为1.98美元，人们大多愿意原谅她。可是，如果不到500克的鸡肉，机器收了99.99美元，尽管人们肯定会发现如此严重的错误，但就是不会原谅机器。”

为了解决验证问题，劳雷尔在通用产品代码中增加了价格校验码。随着测试的加强、标签打印的改进和商品明细收据的推进，他基本上解决了这类问题，极大地优化了库存管理和结账流程。

“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坐下来，绞尽脑汁，一步接一步、一个接一个地验证每一种解决方案，而且我们也要坚信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劳雷尔说，“千万不要说：抱歉，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