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版前言
1986年《美国历史的周期》问世，其后美国乃至世界范围都发生了很多事。冷战结束了。核冲突毁灭地球的幽灵已经消退。曾经硬生生割裂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不管怎样，暂时得到了解决。民主战胜了极权主义，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
历史继续向前奔涌。郁结的宗教、种族、人种、语言和部落对立，原本长期受到冷战的压制，现在从痛苦的记忆中爆发出来，将各国撕裂。比政治和战争更强大的力量重构了我们的生活。当领导者们慷慨陈词，评论家们展望预测时，科学和技术正在重塑这个星球。
《美国历史的周期》也许是最后几本实际上用老爷工具打字机写成的书之一，眼前这篇前言则已借由伟大的发明文字处理器写作而成。计算机和微芯片构成了一场永久的革命。这是一场势不可当的革命。亨利·亚当斯的“加速定律”把我们推入千禧年。
社会结构如此变化无常不过是两个世纪以来的事。二百年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开始让位于以工厂为基础的经济——这就是我们知晓的工业革命的动荡时期。今天，我们正处于另一个面临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的时代——从以工厂为基础的经济向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计算机革命远比工业革命更具强制性和迫压性，因而带来的创伤也更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其特征将是态度、观念、制度和思想的急剧重构。
这种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将对美国政治的周期有何影响？周期性的假设是我从更杰出的历史学家，如亨利·亚当斯和我父亲，那里传承而来的。它揭示出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消极政府和积极政府之间的交替模式：有时候，选民视私人行动为解决当下困难的最佳方式；有时候，选民又呼吁采取更大规模的公共行动。
在20世纪中，这种交替以三十年为间隔发生。例如，在公共行动发挥积极作用方面，有1901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时代”、1933年的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和“新政”，以及1961年的约翰·菲·肯尼迪和“新边疆”。这种周期性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三十年大约是一代人的时间，而世代传承一直是这个周期的主要动力。
如果这种三十年一变的节奏有效，那么1992年的选举应会带来向积极政府的又一次摆变。随着威廉·克林顿和艾伯特·戈尔胜选，这种情况实际上看起来已然发生。他们二人是肯尼迪时期的孩子；就像早此三十年，肯尼迪一代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孩子；再早此三十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代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的孩子。
理当从1993年开始的公共政策活跃的阶段发生了什么呢？到1994年，纽特·金里奇及其“与美国的契约”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不是进步主义的时代而是保守主义的时代。尽管这份契约很快就消失了，金里奇本人也最终退出了政坛，但是1990年代显然不是按照周期性假说所预测的那种自由主义时代。
周期性节奏是在工业革命奠定的框架内运行的。而计算机革命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尚不为人所知。原有节奏可能会及时恢复，但在短期内，新时代是一次未知水域的可怕航行。国家虽然现在繁荣昌盛，但未来充满着不祥的预感。这解释了为什么相对满足与普遍焦虑在美国并存（若不然，如此的并存就令人费解了），也解释了周期中的保守阶段被拖长的原因。
其他因素也造成了周期性变化的偏差或推迟。之前，三十年一变的节奏的主要中断，发生在1860年代令人痛彻心肺的分裂之后的岁月。那段创伤岁月经历了内战、重建、总统遇刺和被弹劾，精疲力竭的国家渴望休息和恢复。1960年代也经历过令人痛彻心肺的分裂。民众对那肆无忌惮岁月里的暴力和尖刻深恶痛绝。这再次耗尽了国家，让里根的反改革运动充满活力，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
冷战的结束是另一个促成因素。在危机时期，权力从国会流向总统。而当危机消退，国会就会寻求收回失去的权力，激烈反对行政扩权。正如美国内战后发生了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冷战结束后发生了对比尔·克林顿的弹劾。
参议院最后宣布约翰逊无罪。然而弹劾即使以失败收场，也给总统制带来严重后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杰出的年轻政治学家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国会现在已经成为“制度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并将他1885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著作定名为《宪制政府》。从1865年林肯遇刺到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意外）入主白宫，总统的领导地位在这三十多年里持续式微。那些年里，总统制的萎缩促使詹姆斯·布赖斯撰写了《美利坚共和国》中著名的一章，题为《为什么伟人难以当选总统》。
计算机革命打破了美国政治的周期吗？对此我尚拿不准，因为问题总会以某种方式对政治施加影响。19世纪，当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只是小角色时，共和国可以承受国会政体的插曲。但是，未来一个世纪美国总统所面临挑战之性质呼唤着强有力的行政领导。
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必须带头，针对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贫困和疾病探寻解决办法。消极政府——放松管制、下放权力和私有化——也不可能解决我们国内的问题。从种族关系、教育改革到医保扩大、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呼唤着公共政策倡议。周期尽管有所偏差，但未必就此完结。
计算机革命如此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将1986年出版的书再次刊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实际上是在问：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
往昔并非无关紧要。林肯说：“我们不能逃避历史。”历史之于国家，犹如记忆之于个人。个人如果被剥夺记忆，就会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去过哪里，将去何方。同理，国家如果不了解过去，将无法应对现在和未来。“在变革和危险的时代，”约翰·多斯·帕索斯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一书中写道：“当人的理智中充满恐惧的流沙时，与前人保持接续的感觉，如生命线般延伸，可以穿越可怕的当下。”
赫·乔·威尔斯说，未来的形势“越来越成为教育和灾难之间的竞赛”。当然，教育必须使人们为计算机革命做好准备。中小学和大学必须培养新一代人才，以应对数字化革新的无情冲击。与此同时，教育必须建构道德和知识背景，以此教导新的世代如何谨慎和明智地使用前沿技术。教育要想战胜灾难，就必须使我们既能战胜新的挑战，也能保持旧的价值观。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技术教育，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微芯片不会排斥对分析、洞察和判断的需要。中小学和大学必须使青年人不仅具备操作这些神奇新工具的能力，而且具备利用这些工具更好地造福人类征程的意愿。教育必须同时包括目的和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人文学科必须继续成为教育事业核心的原因。
人文学科提醒我们，人类的智慧远远早于计算机革命而存在——我们尽管自认为聪明，仍然需要向柏拉图、孔子、奥古斯丁、马基雅维里、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学习。人文学科平衡过去和未来，借鉴我们祖先的经验，以应对未来的未知挑战。
技术教育帮助我们与微芯片共存，而人文学科帮助我们与自身相处。人文学科揭露了霍桑所谓“不可原谅的罪恶”——自尊和自爱，提供了进入人类最本质的品质——自我认知——的绝佳入口。它们指引我们，激励我们，鼓动我们，训诫我们。它们提醒我们：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是彼此的一员。
开国元勋们当初就浸淫在古典之中。这是他们能够缔造出宪政民主的原因之一。经历了加速定律支配下的两个世纪之后，这个宪政民主仍然生机盎然，强劲有力。进入神秘的21世纪，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操作计算机，更需要知道如何管理自己。
小阿瑟·M.施莱辛格
199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