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本书提供了一位历史学家对美国实验的往昔和未来的思考。“实验”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使用的。当初，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相信他们正在阳光之下尝试新生事物，而民主共和国能够持久的想法与所有历史教条相悖。华盛顿在其首次就职演说中说，证明该想法正确是“一项托付给美国人民的实验”。彼时，开国元勋们对这项实验能否取得成功还远没有把握。纵然今日，我们能确定实验取得成功了吗？不过，它至少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这就够了不起的了。
本书第一部分提出了关于美国历史兴衰的总体性问题。第一章描述了围绕美国的两种分歧的概念间持续的张力：美国在致力于一项国家实验，抑或献祭于一种国家命运？第二章概述了一种关于美国政治周期性规律的理论。第二部分论述美国和自身之外的广阔世界的关系，即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利益、绝对道德和人权，美利坚帝国的崛起和冷战的起因。第三部分把美国作为一个内部政体进行讨论，包括政府、政党和总统的作用与前景。
这些思考乃是基于一种信念，即变革的速度持续加快，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科学理论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理论向技术的转化也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世界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美国在所有国家中发展速度又最快（直到近来才有所变化）。
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端，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为不断出现的技术变革而欢欣鼓舞。在这里，创新不受习俗、传统或胆怯的限制。典型的美国人爱默生说：“我只是在尝试做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者，背后没有往昔的包袱。” 1 几无意外，首位强调历史加速发展的历史学家正是美国人。“1800年到1900年间，世界的运转速度没有变为两倍或三倍，”亨利·亚当斯在1909年写道，“但是，用已知的任何科学指标——马力、卡路里、伏特、任何形式的质量单位来衡量，社会的张力、震动、体量和所谓进步在1900年都足足是1800年的一千倍。” 2 这种加速发展将人类及其思想远远抛在后面。亚当斯本人接受的是美国人在19世纪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但他在20世纪初将之归为彻头彻尾的浪费；他是1854年的哈佛大学新生，彼时的思想更接近公元1年而非1904年。亚当斯说：“和任何力学定律一样，加速度定律是确定不变的，不能假设其为了方便人类而放缓。” 3
亚当斯在进行阐释时求助于科学定律，真是既浪漫又讽刺。他这种认为历史可以被简化为精准物理学的想法是错觉，或者可能是用心良苦的笑话。不过，作为一种隐喻，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尽管威廉·詹姆斯耐心地向亚当斯解释为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不适用于历史，他也认同人类还只是经受了科学技术最初步的影响。“想想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了多少全新的科学概念，”他写道，“提出了多少以前从未想过的新问题，然后再看看科学事业有多么短暂……我们倘若能对宇宙有足够的理解，就能看到其真实面貌。那么，知识如此一夕之间迅速增加，就 能 代表我们对这种真实面貌有了比最轻微一瞥更多的了解。这可信吗？不！我们已知的科学是一粟，而我们未知的领域是沧海。” 4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大约八百辈，其中大部分是在洞穴中度过的。詹姆斯说：“如果每人……都能为他那一代人代言，那么大约一百至一百二十个人就能把我们带回到人类那段漆黑的未知阶段，带回到没有文件或纪念碑来记录故事的日子里。” 5 古腾堡活字只是到了八代人以前才出现，工业化则在最近三代人才出现。占据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的静态的社会，感知不到现在和过去有何区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基于智慧的积累而存在，对新思想的功能性需求很有限。传统是神圣的、有掌控力的。
过去两代人见识的科技成就比之前七百九十八代人见识的总和还要多。这种向快速变动的社会的转化并没有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太大影响。纽约1980年代与1930年代的相似程度，就大于1930年代与1880年代的相似程度。但是这种转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内心的认知和期望。它将传统的角色和机制置于严峻的和无尽的压力之下，抛弃了稳定，认可历代人生活、具有参考借鉴意义的观点和仪式，使得老年人的经验对年轻人应对艰难处境毫无用处。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生活会极大地改变，不再把父母视为榜样和权威；相反，父母得向自己的孩子们学习。
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目睹莱特兄弟1903年在基蒂霍克飞行数十秒的男孩，可能会看到“阿波罗2号”在1969年登月。第一枚现代航天火箭在二战期间发射，而今天，宇航员可以在外太空漫游。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造于1946年，而今天，世界从机械时代迅速进入电子时代。双螺旋结构首次发现是在1953年，而今天，生物技术可能会重塑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1945年爆炸，今天，世界在核毁灭的威胁下觳觫战栗。
变化的加速迫使我们视生活为运动而非秩序，视宇宙为不全面、未完结的事物。对威廉·詹姆斯般乐观勇敢者而言，前景令人振奋。亨利·亚当斯认为变化不可逆转，但对未来怀有不祥预感。其他人则身处挣扎和演化之中，竭力恢复旧的方式。
这种对稳定的渴望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变化本来就令人恐惧，而未知的变化更令人灰心丧气。如果不想让加速定律导致世界晕头转向、失去控制，社会就必须珍惜那延及往昔的生命线。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这个快速旋转的时代，如此多的旧事物依然存留。人们本能地保护自己，防范裂变。“在信仰这个问题上，”詹姆斯说，“我们都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当新的事实最终将旧的观点驱离，我们会小心翼翼地在古老的积淀之上移植新观念，“最低程度地发生震荡，最大程度地保持延续”。 6 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地标保护委员会”。我们和艾略特一起在这个翻转的世界里寻找着那个静止不变的点。
传统经久不衰，而我们有意无意地从中汲取营养。历史学家时下不流行谈论“国家性格”，但持久的特性、价值观和习俗理所当然会创造出明显的国家特征。尽管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造访过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拥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读者仍然一直惊诧于能从其伟大作品中识别出现代美国的轮廓。克雷夫科尔也曾提出著名的问题：“那么，这个新的美国人是什么？”并在18世纪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彼时的回答在当代仍然有效，这一点令读者更为惊诧。 [1]
加速度定律把我们推入神秘莫测的未来，但无法抹去过往的纪录。历史甚至萦绕在那些拒绝学习历史的世代的身边。节奏、模式、连续性从久被遗忘的时光流淌而出，来形塑现在，来为未来事物的形态着色。科学技术革新了我们的生活，但记忆、传统和神话造就了我们的反应。历史被变革的洪流从个体意识中驱逐出来，却找到了报复的办法，即通过习惯、价值观、期望和梦想在集体无意识中留下印记。过去与未来的辩证关系将继续塑造我们的生活。
本书呈现这些反思，并非相信历史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扰。纵然如此，往昔有助于阐释我们而今身处何处、何以至此。在自己所处时代的黑暗中摸索时，了解美国人怎样经历早年时期对我们没有任何坏处。1948年苏联封锁柏林期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祥之兆在华盛顿蔓延。在一次惊慌失措的幕僚会议上，一位年轻的助理国务卿对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喊道：“在这场可怕的危机中，您到底因何而能如此冷静？”马歇尔平静地回答：“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
美国人确实目睹过更可怕的情况。历史将危机置于远景中进行透视，从而矫正了每代人的错觉，即自己遭遇的问题特别难以忍受。迫在眉睫的麻烦看起来总是比已战胜的麻烦更为糟糕，但事实证明不尽然。较之华盛顿那代人在实现独立和塑造自由国度中直面的问题，或者林肯那代人将共和国带出内战眩光时直面的问题，或者富兰克林·罗斯福那代人从最严重的萧条中幸存下来并赢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时直面的问题，1980年代的问题都是适度的（核武器问题除外）。爱默生这样说：“问题有如此紧迫吗，我的小先生？”他是在警告我们不要把玩具枪声误认为是末日的霹雳。
但是，核武器是致命的例外。它往历史进程中引入了新的可以定性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末日的霹雳第一次有了现实可能性。可见，历史既包含延续性，也包含间断性。对往昔的了解应能预防歇斯底里，但不应灌输自满意识。历史是走在刀刃上的。
没有人比亨利·亚当斯更了解历史的这种风险（他的名字在本书后文中将多次提及）。他深谙，人类经受了一系列的技术冲击，而每一次冲击本身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和稳控。每一次冲击都加快了历史的速度。核技术带来的冲击威胁着历史的终结。1862年4月11日，希洛战役后几天，参加过汉普顿锚地海战的军队正在纽波特纽斯附近调动，亚当斯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说：“人类已经掌握了科学，现在正在失去对其的控制。我坚信，再过几个世纪，科学将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类将无法控制他所发明的工具。总有一天，科学将掌控人类的生存，人类这个物种将通过炸毁世界而自取灭亡。” 7
小阿瑟·M.施莱辛格
[1] “美国人是这样的： 他 把自己过时的偏见和态度抛在身后，从所拥抱的新生活方式、所服从的新政府和所拥有的新地位中接收新的偏见和态度……在这里，所有国家的人将熔融为一个新的族群，其劳作和后裔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美国人是西方朝圣者，携带着从东方很久以前就开始的大量的艺术、科学、活力和产业；他们将完成大循环……美国人是新的民族，根据新的原则而行事，因而也就必须抱持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观点。”J.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年，第3封信。——原注（后文未加标注者均为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