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路易斯·霍夫曼　朱莉娅·福尔克

在2005年到2008年期间，我（路易斯）与埃德·孟德洛维茨、柯克·施耐德和杨吉膺有了一些谈话交流，这让我（路易斯）对如何成长为一名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有了长久思考。这些交流之外，我还思考了我所知道的其他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如罗洛·梅（Rollo May） 和詹姆斯·F.T.布根塔尔]的故事，一些主题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有个主题很突出：在早年经历重要他人的死亡，以及其他与死亡的对峙；在成年早期，或者在生命较早阶段，与重要导师或治疗师的相遇也非常值得关注。这些主题还比较容易理解，但其他一些主题则令我诧异，例如，一些著名的存在-人本主义和人本主义治疗师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乡村地区——而这个地方，通常被认为与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存在主义心理学无关。

在教授和培训心理治疗师时，我注意到了其他一些共同的主题。例如，有不少学生告诉我，在开始学习心理学的学位课程之后，他们对心理学有种幻灭的感觉，甚至考虑辍学，直到发现了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同样，许多学生表示，找到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有点像找到了自己——这个治疗取向很契合他们，不仅是作为心理治疗师，也是作为一个人而言。

我还遇到一些学生，他们对存在主义既感兴趣，但又有些许谨慎、犹豫和担心的态度。他们会问一些问题，比如，“成为一名存在主义治疗师意味着什么”，或者“谁会从事存在主义治疗”。虽然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存在主义治疗师在心理治疗室中应如何开展治疗，但还有许多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存在层面或身份认同。大家都认识到，这种治疗方式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它不仅仅是关于你如何与来访者互动，它还像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80）所描述的，是 关于开辟出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有疗愈作用的存在方式。

与对结构化和技术性更强的疗法更感兴趣的学生相比，对存在-人本主义取向感兴趣的学生通常希望获得一种不同的资源，以帮助他们决定这种取向是否适合自己。他们想知道，作为一个人采用这样的理论取向和存在方式，到底会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选择成为一名存在-人本主义取向治疗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选择。撰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帮助正在考虑采用这种取向的治疗师和学生去思索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否适合自己。

我和朱莉娅开始讨论写这样一本书时，我感到很激动，因为她对叙事方法既有兴趣也有专长，而且她也对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很感兴趣。在考虑邀请哪些人来投稿的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多元背景的治疗师，主要是执业中期或已具声望的治疗师，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治疗师。令我们很高兴的是，尽管这些治疗师都很忙，但在我们邀请大家时，大多数人都欣然同意了。这本书的各位作者代表了当代存在-人本主义治疗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领军人物。我们希望他们的经历能够为正在考虑这一取向的学生和其他读者提供启发，并为正在实践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治疗师证明他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故事

一开始我们（路易斯和朱莉娅）并没有计划要写自己的故事。但在讨论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讲我们是如何被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吸引的，这本书会显得不够真诚。虽然我们的故事没有那么深刻，但我们自己的经历可以映照其他作者的相似经历。

路易斯·霍夫曼：我的旅程

我早期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更不用说成为一名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接受过心理治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认为心理治疗是最糟糕的工作之一！我在艾奥瓦州乡下一个约500人的小镇长大，我的童年主要围绕着体育运动展开。我是一个擅长4项运动（足球、篮球、棒球和田径）的运动员，我的水平在小镇还算不错。高中时，我的典型日常是早早起床去健身房、上学、放学后去参加体育训练、回家匆匆吃个晚餐，然后再赶回到体育馆打篮球，一直打到睡觉时间。我那时的身份是一名运动员，我很出色，曾被选为“返校节舞会国王”，并获得了一份大学奖学金。然而，在这个身份背后，我是一个害羞和不自信的年轻人，经常感到孤独和寂寞。我觉得自己不合群，主要是因为我在独处时会思考一些问题。尽管我一直控制自己不去想，但有关存在的问题却不停地在我内心翻腾。

回顾往事，我意识到很早就有一些迹象和影响，让我逐渐成长为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我年轻时接触到深度心理学体验是通过音乐。在高中时，我成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粉丝，并尽我所能搜罗了他们所有的音乐作品。我记得，我用磁带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专辑《现场：1975—1985》（ Live：1975—1985 ），直到听坏了3盒磁带。我喜欢斯普林斯汀音乐里的故事，还有他在歌曲之间穿插的个人反思。斯普林斯汀在音乐中坦诚地表达了他对生活和人类状况的看法，他没有回避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正是这些使我后来被存在主义心理学吸引。我聆听他的音乐，并反思生活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仍然把斯普林斯汀看作我的存在主义导师。平克·弗洛伊德也引发了我对生活的思考。我在高中时看了他们的电影《迷墙》（ The Wall ），反复看了15～20遍。通过我的“平克·弗洛伊德研究”，我学会了对意识和苦难的意义进行反思，它们是另一些让我后来对存在主义思想产生兴趣的主题。

我那时年少，尽管还没意识到这些，但那些大问题一直在吸引着我。回忆起年轻时候，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上的浮云，思考着无垠的宇宙。我好奇，宇宙怎么可能没有尽头，然后问自己这如何可能。我又想象着宇宙有一个尽头，然后问自己宇宙尽头的另一边是什么。对我来说，宇宙无论是无尽头还是有尽头，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的焦虑会逐渐增加，直到几乎恐慌发作，我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不过，我几乎从未与外界分享过这些想法，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奇怪。

后来，我从艾奥瓦州的乡村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乡村，去苏厄德镇上的康科迪亚学院读书。我决定去那里读书，是因为我得到了一份橄榄球奖学金，我的大学生涯也大多是在举重房，而不是图书馆度过的。我主修商科，专攻会计，因为我数学不错，而且高中时曾做过一次职业评估，评估结果也表明这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但是，我上商科课时，总是在课堂上睡觉，这让我变得畏惧这些课程。我尝试过转到写作专业，但学校没有提供这个选项。我对拉塞尔·莫尔兹（Russell Moulds）教授的心理学导论课很感兴趣，当时他建议我考虑从事牧师咨询的职业，所以我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最终取得了心理学和神学的双学位。我遇到了一些很好的教授，包括莫尔兹、保罗·瓦斯孔塞洛斯（Paul Vasconcellos）和罗伯特·亨尼格（Robert Hennig）；然而，整体而言，在本科期间，我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或者启发。相比于学业，我更多的精力还是在举重房，还有我作为移动DJ的事业上。幸运的是，尽管我没有付出太多努力，但我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足以让我去申请博士学位。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做过两三份工作，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职业道德感，但直到博士研究生时期迫不得已，我才培养起良好的学习习惯。

大学期间，我的叛逆本性开始显露，并成为我身份的一部分。在高中和大学初期，我恪守着我年轻时保守的宗教信仰，这压抑了我叛逆的一面。但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叛逆者，更像是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我质疑一切，尤其是我的信仰。在大学里，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愿意和我一起质疑，我们创办了一份地下报纸，挑战学校的神学观点。我们称这份地下报纸为《下水道》（ The Sewer ）[那时学校的校报叫《播种者》（ The Sower ）]。这份报纸让我可以去探索和培养自身叛逆和质疑的一面，尽管当时我写作的水平没有其他投稿者那么纯熟。我还与一位朋友一起开始了一项《圣经》研究，主要关注一些争议性的主题。我逐渐认识到，我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并不适合我，不过我花了很多年才摆脱这一身份对我的束缚。

我在本科学习心理学时，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备受吹捧：如果你想在心理学领域有职业发展，那么认知行为疗法就是唯一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治疗方法。而人本主义心理学，但凡提及，必定会被公然嘲笑和曲解，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是被曲解了。在申请博士研究生时，我只申请了那些可以让我专心研究认知行为疗法的项目。后来我发现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有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项目后，就赶忙申请了富勒神学院和内布拉斯加大学。这些博士研究生项目是我的首选，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我计划在医院的精神科工作一年，然后在下一年重新申请。我没有被这两个项目录取，但被富勒神学院列在了候补名单上。几个月后，他们通知我有人决定不去了，我被录取了。

我之前从未在人口超过6000人的城镇生活过，搬到洛杉矶地区让我感到害怕，我对搬到大城市和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恐惧。一开始没有被录取，也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在博士项目中成功。这是我第一次需要认真对待我的学业。在第一年，我加入了一个学习小组，后来和其他几位同学成了亲密的朋友，我至今仍然珍惜这些友谊，并且确信他们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我最终熬了过来，也终于成为一个认真对待学业的学生——一个认真对待认知行为疗法的学生。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心理学感到非常失望——我后来从学生那里也听到不少类似的故事。虽然在读博时，朋友们帮助我在个人成长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但我对心理学仍然意兴阑珊。幸运的是，牛顿·马洛尼成了我的导师。他是一位很棒也很有同情心的教师，鼓励批判性思维。我总会亲切地回忆起那时他在礼堂舞台上来回走动，向台下抛出一些他明知会引发争论的问题。他会继续踱步，也会在讨论变得激烈时大笑起来。他鼓励我们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而不是接受别人给出的简单答案。这让我内心渐渐壮大的反叛精神得到了滋养，也让我对心理学保留了一些兴趣的火苗。

在富勒神学院，我们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还必须读神学硕士学位。我仍像本科时一样，在独立研究方面挑战极限 。这一次，我选择了独立研究我从小信奉的密苏里路德宗的系统神学。我读了很多四五百页厚的系统神学大部头书，有时会遇到一些艰涩的主题，但紧接着作者会写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这是真理，质疑它是罪恶的”，这时我就有种幻灭的感觉。这种答案不能让我满意，我开始考虑离开我年少时信奉的教会，但因为我的家人、教会里的许多朋友以及我当时的女朋友，我选择了留下来。

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快结束时，我的室友告诉我，他正在申请一门关于存在主义和人际交往心理学的独立研究课程。温斯顿·古登，我最喜欢的教授之一，同意教授这门课。我申请加入了这门课程，而这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开始重新相信，这才是适合我的职业道路。在完成了课程后，接下来我又如饥似渴地读了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恩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和罗洛·梅的书籍。每一本书都让我兴奋不已，并迫不及待地想读下一本书。

在寻找实习机会时，我只搜索了那些会去乡村轮流实习的地方。我想回到美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与那些很难接触到心理治疗的人一起工作。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弗罗斯特专业心理学研究所（For-est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给我提供了一个实习机会，他们有一个农村外展项目。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PA）的《心理学观察》（ Monitor on Psychology ）曾对当时该项目的负责人做过专题报道，但我还没开始实习他就离职了。布拉德·鲍尔斯接替了他的角色，并成为我在寻找新方向时的重要支持。令我惊讶的是，对于我在存在主义心理学上的兴趣，研究所的接受度比我预期的要好。虽然研究所的督导师里没有存在主义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大多数都是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但他们都对存在主义的方法持开放态度。马克·斯托克斯（Mark Stocks）、安妮·依莉丝·帕克赫斯特（Ann Elise Parkhurst）和罗伯特·默尼是出色的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督导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罗伯特·默尼成了我的导师和亲密朋友，对我作为一名存在主义治疗师的身份认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特别是A.J.惠特米尔和布里塔尼·加勒特-鲍泽，他们曾帮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探索和反思。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比我找的第一位治疗师给我的还要多。同时，我还读了尼采的作品，尤其被他讲的要“对自己残酷的诚实”这一观点所吸引。这也使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自我反思期，因为我不断演变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导致我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人。但是，亲密的友谊和与导师的关系支持着我度过了那段黑暗岁月，同时帮助我将这段黑暗岁月转变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在结束了一段特别痛苦的爱情长跑后，我寻求了博士研究生时期认识的好友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的帮助。我向他倾诉，感觉这段感情的结束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变了，我质疑得太多。约翰怀着同情心告诉我，所有我亲近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一个爱质疑的人。但他向我保证，我没有改变，质疑是我内在的一部分。这是我最终想要的安慰，让我能深刻地接纳我爱质疑的天性，以及与之相伴的叛逆天性。这也让我能够离开我从小加入的教会，去找一个与我更加契合的精神家园。这最终引领我找到了符合施耐德所讲的“以敬畏为基础去接近灵性”的精神家园。

后来我留在弗罗斯特研究所做博士后，并且对教学产生了兴趣。我与他人共同教授一门关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课程，之后，我被邀请独立授课。我欣然接受，但内心对此却充满了紧张。在这个时候，我还从未遇到过任何自我认定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人，除了我自己。我非常害怕去教授一些我只通过书本了解过的东西，但课程似乎进行得很顺利。我因此决定，有两件事情一定会成为我的职业和生活的一部分：教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只要这两个方面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我就很确信自己会感到幸福。

离开弗罗斯特研究所后，我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份教职工作。部分原因是我希望能够搬去一个让我能找到对存在主义心理学感兴趣的同事的地方，这样我就能够继续我的学习。不幸的是，洛杉矶地区并不很能满足这一点。但是，我在一则广告上看到了詹姆斯·布根塔尔的课程，他是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我立即打电话询问是否还能报名，并在几周后驱车前往加州的佩塔卢马（Petaluma）参加了“发掘当下”的培训。尽管布根塔尔遭受了一次严重到影响记忆的中风，但他仍然参与了部分教学，与他一同教学的还有默特尔·希里，她后来成了我的导师和好朋友。“发掘当下”培训对我来说意义深远，我终于找到了在存在主义心理学领域的同事和导师。在培训中，我意识到我在存在-人本主义治疗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技能之间存在差距。通过这次培训，我的实践技能开始追赶上我的知识水平。

在这个时候，我和一位名叫海瑟琳的姑娘开始了一段恋爱关系，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海瑟琳也对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产生了兴趣。但我们面临一个挑战：她来自巴哈马。由于她的签证问题，我们在约会初期倍感压力，纠结着要不要建立严肃、长期的感情。拥有跨种族的亲密关系，对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的成长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这些影响难以言表。我从海瑟琳身上学到了很多，而我们作为一对跨种族夫妇所面临的挑战，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对海瑟琳深深的爱正在改变着我。那个时候，我正在教授关于人际关系深度的课程，虽然在博士研究生阶段，我与罗伯特·默尼和布里塔尼·加勒特-鲍泽等人建立了深厚的、使我有巨大改变的友谊，但我与海瑟琳的情感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而且目前仍是如此。

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还在克莱蒙特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学习了一些额外的课程。我的宗教信仰正朝着更加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克莱蒙特神学院是知名的进步学院。虽然在搬家之前，我只上了部分课程，但它们对我来说是颠覆性的。这些课程主要涉及伦理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神学家凯伦·贝克-弗莱彻（Karen Baker-Fletcher）的著作，对我影响深远。在一门课程中，我读到了玛丽·戴利（Mary Daly）的《超越父神》（ Beyond God the Father ），这是我在这个时期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戴利对能否将宗教从父权制度中拯救出来提出了质疑。这个问题对我是个挑战，帮助我将批判性思考推向了更深的层次。我将对宗教是否能从父权制度和白人文化的影响中被拯救出来的质疑，带入对心理学的思考中。我发现在克莱蒙特神学院读到的神学文章，比我在心理学领域读到的文章，就多元文化方面而言要进步得多。

后来我遇到了埃默里·考文（Emory Cowan），他是赛布鲁克大学（Saybrook University）的研究生，也是科罗拉多专业心理学学校（Colorado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简称COSPP）的校长。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的短暂停留即将结束。我们在长滩的一家餐厅首次见面时就迅速建立了联系，他邀请我去申请他所在学校的职位。不久后，我搬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加入了这个学校的教职团队。在学校里，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同事，并且有了可以支持我进行存在主义心理学学术研究的工作环境。我和海瑟琳那时已经结婚，并一起开设了一个专注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临床和培训中心，名为“成长中心”（Center for Growth）。在埃默里和其他同事的鼓励下，我开始参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的活动，并结识了更多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同行，尤其是肖恩·鲁宾、布伦特·罗宾斯（Brent Robbins）和里奇·巴格迪尔（Rich Bargdill），这3位也是早期职业心理学家，热衷于振兴存在主义心理学运动。我还结识了柯克·施耐德和汤姆·格林宁（Tom Greening），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最终申请了赛布鲁克大学的职位，赛布鲁克大学是最早研究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流学校。虽然我在赛布鲁克大学的日子过得很愉快，尤其是最初的几年，但我也会怀念在之前学校的教学生涯，在那里我有机会帮助那些还不熟悉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学生，激发他们的职业兴趣和追求。

在科罗拉多专业心理学学校工作的那些年里，我有机会前往中国，认识了两位至今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的同行：杨吉膺和王学富。我们开始在中国开发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培训课程。万事开头难，初期的工作对我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和玛丽·戴利（对我）的影响类似，我经常想，是否能在中国以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方式实践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此同时，我在美国的学生们指出，第一届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年度会议上大部分的演讲者都是白人男性。我才刚刚找到我的心理学家园不久，就开始对这个取向有了深深的质疑，特别是质疑它是否能够具有文化敏感性。在中国，我和杨吉膺、王学富一起欢迎文化批判，并共同反思了这些挑战。在美国，我邀请我的学生们一起在文化批判上进行发展和合作。在我的婚姻中，我通过亲身经历，对文化差异有了真切的体验。这个过程改变了我对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看法和处理方式。然而，与中国的新朋友和同事任正伽的一次对话（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宣称“心理学一文不值”，部分原因是他与一些在文化上不敏感的西方心理学家打过交道，这些心理学家会把自己的方法强加给中国治疗师），使我转变了态度，相信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可以以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方式进行实践。不过，我认为继续追问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把自己成长旅程的细节放在一旁，回过头来反思所学到的经验时，有几点特别重要。首先，我意识到，在我于各种存在主义哲思中发现存在主义心理学之前，我早已开始了我的旅程。比如，我利用音乐来探索生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及逐渐认可和接纳自己叛逆的一面。我对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首次接触是通过书籍，这使我对这种取向有了很好的学术理解，但实践这种取向的能力却有些不足。我在博士研究生时期和早期职业生涯中建立的更深层次的关系，帮助我接纳了正在改变中的自己。后来，成为美国（最近是全球）存在主义心理学社区的一员，让我得以更加茁壮地成长。关系和体验式学习对我至关重要，帮助我提高了作为从业者的技能，使我的技能更加匹配我在学术上对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理解。

我的朋友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我本人来自一个跨种族的国际家庭，而且我还在从事跨文化研究，我认识到“特权”（包括相当程度的白人男性特权）在我职业生涯中起到的助力作用。这是一段将伴随我一生的旅程。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反思“特权”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已成为我职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我的背景和经历有助于我去面对和利用与特权相关的愧疚感，包括与存在有关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是一种赐福，帮助我更加负责任和真实地生活。我坦诚地面对这个世界，并由此形成了一套价值观，使我得以拥抱自己的愧疚感。愧疚感又激励着我在学术研究和从业实践中保持文化谦卑，并致力于持续学习。这种文化谦卑有一部分要求：要认识到自己始终会存在盲点和错误——而我知道，盲点和错误永远都会存在。在过去12年我成为一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旅程中，多元文化交流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老师。我今天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不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国家，这让我感到无比幸运。

朱莉娅·福尔克：我的旅程

这么多的我。

我应该透过哪个滤镜来看？

啊……心理学。

我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里的长女，我幼年的所有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1952年，我出生于纽约，是第三代移民。我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祖父母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的祖父母在十几岁时离开了爱尔兰——爷爷谎报年龄（15岁）与他的哥哥一起参加了索姆河战役，而奶奶15岁时在家人的强迫下坐上了一艘船，离开利物浦移民到美国。我认为，他们对自身境况的焦虑对我们一家子的性格都有影响。我的母亲是独生女，而我的父亲成长于大萧条时期，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交由我祖父母的兄妹们抚养了。因此我们的家庭与外界来往不多，也没有很多亲戚。此外，我们一直住在纽约城外的小型社区（最先是在新泽西州，后来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教堂管理和规范着我们的生活。请允许我这样分享有关自我定义的一些记忆，在我不断发展的身份认同中，这些记忆一直代表着某些重要的方面。

我五六岁的时候已经会骑自行车了，我还记得不需要辅助轮的帮助一路呼啸而过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一个叫罗密欧的邻居男孩问我敢不敢和他比赛，我们在路上站成一排，然后并排往前骑。他可以在马路上骑，但我只能在人行道上骑。我在人行道上风驰电掣，接着不小心撞上了路面上一个隆起的地方，我直接从车把上飞了出去，在路上昏迷了过去。然后我的弟弟跑回家大喊：“妈妈，妈妈，朱莉娅躺在人行道上，她死了！”后来，我爸爸把我从地上抱回家，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我从桌子上抬头，视野逐渐变清晰。周围有一圈关切的面孔看着我——妈妈、爸爸、祖父母……还有教区的神父。直到成年后，我才好奇起来：“怎么他们叫来的不是医生，而是神父？”这件事说明了教会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和影响。我只能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良性的影响，但要展开说的话，恐怕我得写一本书了。

我另一个重要的经历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那时我在圣马修学校（St.Matthew’s School）上七年级。七年级刚开始时，我们班级还是个很融洽的集体，同学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分歧或内部小团体。后来我得了肺炎，不得不请假3周。但当我回到学校时，发现整个世界似乎都变了。在我请假期间，班里有了一些“荷尔蒙”和社交上的变化；开始有男孩和女孩出双入对，发展成为关系稳定的情侣。我却没能跟上大家的节奏，被落下了。从那时起，同学们分化出了小团体，有些男生和女生备受追捧，而我这样的普通孩子无疑是不入流的。这是一次痛苦的、直击内心的经历，被我深深地记在心里，一直到读大学。虽然我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也因其他的优点而受到欣赏，但我心里总有个不太合群的女孩，她在热闹的舞会上孤独地待在一旁，无人邀请。

我发现，我踏上追寻心理学的旅程，其实是缘于我的精神历程。虽然在高中时期我还需要和家人一起去教堂，但到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失去了童年时期的信仰。我得到了一份奖学金，使我得以离家到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上大学，主修英语专业。这是一所有潜力成为优秀的耶稣会学校的大学，但在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个充满困惑、不满的青少年，所以我没有充分利用在那里的机会。那时我并没有体验到宗教上的虔诚情感，但开始喜欢神学的理性探索方式，同时也培养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良知。在那个城市环境中，我也遭受了一些伤害，这些伤害决定了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哪里才会感到安全。即便我那时处于抑郁和迷茫的状态中，我确信我的个人价值观也在慢慢形成。我知道，我只愿意一生能服务于他人，尽管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服务。

在马凯特大学学习4年后，我确信我不想成为一名英语教师。我回到宾夕法尼亚州，并在特拉华峡谷国家公园找了一份暑期工作，开启了我的另一段新生活。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主要是作为一名护林员/博物学者，在几个国家公园间辗转，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那里的人们喜欢户外活动，有健康的兴趣爱好。我觉得我在为环境和国家提供服务，而作为一名女性从事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也符合我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任丈夫，我们游览了一个又一个公园；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归属感。后来，我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地理学硕士，开始用生态学的观点看待我们的地球，也第一次对这个星球上的奇迹有了欣赏之情。在森林里，我感到安全，我徒步、攀登和跑步，身体也变得强壮。大自然成了我的庙宇，常常令我感到敬畏和震撼。

我特别喜欢公园的救护人员培训，因此当我们开始考虑安定下来并组建家庭时，我认为“护理”对我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成了我下一个人生阶段的主旋律，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最终，我从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护理学院毕业。在护理领域，马里兰大学是一所一流学府。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人本主义的方法。我们注重以人为中心的护理，接受了治疗性沟通的培训，整个课程都围绕着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而设计。那时，护理和教育是传统的女性岗位，进入这种身份让我感到有些不安。但我发现，护理比以往任何事情都更能满足我关心和服务他人的需求。在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在许多专业领域工作过，并获得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硕士学位。护理工作通常伴随着艰辛和疲惫，各种管理细节和超负荷工作令人困扰，但其间仍有无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时刻让我感到神圣。这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我大部分护理的职业生涯都在田纳西州度过，那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文化盛行，而我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我在那里抚养了两个（我深爱的）儿子，像我们家这样不去教堂做礼拜的家庭少之又少。我的婚姻在持续了24年后破裂了。我极度沮丧，一周后，我在不经意间进了一间圣公会教堂，并被邀请加入唱诗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四处搬家，在不同教堂的圣公会和路德会唱诗班之间不停切换——这也成了我在精神信仰上的检验标准。我倒没有又去教条地信仰什么，但我在唱诗班演唱宗教音乐的体验中，找到了超然存在的感觉。我现在参加的一个唱诗班专门演唱早期宗教音乐。当我们在大型神学院的教堂里为晚祷而歌唱时，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在身上，那感觉就像触摸到了神明。

近20年前，我再婚的时候，发现仍然需要处理我的一些伤痛，包括第一段婚姻的破裂，以及我搬回北方后整个生活被颠覆，还有孩子们离家后我的空巢生活。我聪明而善良的心理治疗师建议我，快乐就发生在当下的时刻，并鼓励我探索正念。于是，我的下一个人生阶段开始了。

我开始狂热学习正念和佛教心理学，对杰克·科恩菲尔德（Jack Kornfield）的著作尤其感兴趣。我注意到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毕业于赛布鲁克大学。正念练习改变了我的一切，把我从重复性思维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减少了我对旧有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依附。我参加在马萨诸塞州一次为期一周的静修营时（在进入静修之前），遇到了一位女士，她说她在教授基于正念的减压课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简称MBSR）。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正在当地一个小团体运营冥想课程。我感到我需要更加扎实的基础来帮助教学。于是我申请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正念中心的专业培训项目，乔恩·卡巴特-津恩（Jon Kabat-Zinn）和他的同事们仍在那里授课。我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培训，到现在，我在社区中教授正念减压课程已经超过10年了。当时我作为一名急诊护士已接近退休年龄，而我看到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继续帮助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最终，我通过我们医院的基金会获得了资金，得以在社区中教授正念减压课程，并且不收学费。

正念减压课程是一种融合了心理和身体的方法，我很早就观察到疾病、疼痛、抑郁和焦虑是交织在一起的。我通过各种不同的冥想和瑜伽练习，尝试教导人们去体验身心活化（embodiment），以及掌握非常重要的探究技能。我必须在与参与者建立联系时对自己的体验保持稳定的意识——这听起来有些像心理学。在我的第三次授课周期中，也就是在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小组，里面有几名曾经遭受过复杂创伤的成员。在第一堂课中，我们进行了放松的身体扫描，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让他们回家每天都练习身体扫描。但在下一周回来时，他们却说，他们对自己身体所体验到的东西感到十分困扰，有些人甚至昏厥了过去。我感到很震惊！作为一名护士，我最重要的信条就是“首先不要有伤害”（first do no harm），我知道我有些力不从心了。为了不再对这些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我请正念中心的一位导师指导我完成了8周课程的剩余部分，并且，我放下了有关正念的读物，尽力学习有关创伤的一切。我读了很多书，还参加了在线课程，最终我们一起创造了一种有益且无害的体验。

我对心理和情绪健康领域越来越感兴趣。由于我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我开始寻找一个允许我大部分时间进行在线学习的心理学博士项目。由于科恩菲尔德的关系，赛布鲁克大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我的人本主义护理背景与之相当吻合。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不会想着开设私人诊所，因此我选择了意识、灵性和综合健康专业。

目前已经很明了的一点是，我并不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所以我也不是完全能融入现在的这个群体。继续讲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赛布鲁克大学的学习经历，我有机会深入研究新的材料，并重新发现我学术的一面。在第一个学期，我偶然间读到卡尔·罗杰斯和罗洛·梅两人的通信。在信中，梅（1982）认为，人类处于极端对立面的拉扯所形成的张力之中。他们二人有很多共识，但随着他们对彼此分歧的讨论越来越详尽，我逐渐被梅的思想所吸引。

虽然我不是心理治疗师，但我发现，来参加我课程的学员经常遭受着一定程度的痛苦，痛苦之深令我震惊。作为一名曾在医院工作的护士，虽然我在与人互动时会尽力做到全面、不偏颇，但我总是会从身体以及更具直接关联性的角度去看待这种痛苦。现在，我与学员们有了8个星期的深入接触，在他们触及死亡和临终、身体疼痛、失去情感联系、难堪回忆和深层焦虑这些困难议题时，我也陪伴在他们左右。我渐渐对普通人所遭受的痛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深深的敬重，而梅所引入的存在主义元素将我的这种敬重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因此，我很快转向去学习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在那里，我听了路易斯·霍夫曼和杰森·迪亚斯（Jason Dias）教的课，他们总是充满包容，同时又会提出挑战。

在我读赛布鲁克大学之前，我曾尝试过对我在医疗系统中教授正念课程的教学成果进行量化。但由于我的班级规模较小，即便我用了各种评估工具和手段，也无法使我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最让我沮丧的是，我统计的结果也从未能反映出学员们口头上向我诉说的内容，比如“这改变了一切”，还有“多年来，人们一直依据我的诊断书来看待我，是正念减压课程让我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而如今，我身处的学术环境对定性研究持完全欢迎的态度，这又为我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能在工作中更好地接纳生活的复杂性。我对叙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的兴趣更深了，开始着手开发一个关于回顾一生的课程，帮助人们去回顾自己重要的人生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学习，也在团体中分享这些故事对自己具有的个人意义。

尽管我有丰富的团体工作经验，但毕业后我发现，我还是想要提高对个体工作的技能。于是我又回到赛布鲁克大学，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获得综合性教练的认证。与此同时，我还在国际聚焦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cusing Institute）接受了为期两年的培训，成了一名聚焦师和培训师。我之前对正念有过不少探索，因此聚焦于我而言不算陌生，但这次的体验让我感到非常深刻和具身化。我的主课老师夏洛特·霍沃斯深入研究了根德林（Gendlin）等人在聚焦过程和聚焦取向疗法上所做的工作。在一次次的练习中，我们探索了“在场”（presence）和“互动中在场”（presence-in-interaction）的要素。我对内在感受有了持续的（或至少间歇性的）觉察，这扩展了我对几乎所有事物的体验，同时融合了各种身体感觉、形象、记忆和关联。现在，作为新一届学员的教练，我很享受自己的这个角色，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因为聚焦改变了我的倾听方式，我相信它是我最重要的感觉方式，我可以把它应用在我所有的互动中，包括正念减压课程、为来访者提供训练，以及我人生故事的继续展开。

当我现在思考“存在”（being）和“成为”（becoming）时，有些主题一直贯穿在我所有的故事里，可以帮我将这二者统一起来。“存在”是对灵性的持续追求，对孤独和不能完全合群的永恒感受，以及内心一直激荡的想去关心和帮助他人、活出人生意义的渴望。而“成为”则是那种不安的能量，让我从一个兴趣转移到另一个兴趣，从一种生活走向下一种生活，因此，最终，我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我而言，这个旅程永远在不断地展开，而结果总会一切都好。

拥抱旅程

与其他注重技术和结构性实践的治疗方法相比，存在-人本主义取向是一种不同的路径。成为一名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首先要关注的是治疗师本人。因而，成为一名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的路径更依赖于治疗师本人的特质。虽然每个从业者走向存在-人本主义的旅程都是独特的，但在这些旅程中，我们仍可以识别出共通的经验和主题。特伦特·克莱普尔（Trent Claypool，2010）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采访5位存在-人本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领军人物，首次对成长为存在主义治疗师的旅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朴熙善（音译，HeeSun Park，2020）对体验各异的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的成长旅程进行了探究（参见第一章）。他们指出了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师徒关系和自我成长的作用。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克莱普尔和朴熙善的博士论文构建的，不过，我们着重于分享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用自己的语言所叙述的故事，而不是采用研究性的方法。

第一章由朴熙善撰写，首先概述了克莱普尔和他本人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指出了一些主题，这些主题也会在本书后面的叙述中看到。这并不令人意外，尤其是考虑到，有些在克莱普尔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过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大拿也为本书投了稿。然而，在后续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路径是如何相异和具有独特性的。在接下来的11章中，多位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领袖人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选择投稿者时，我们选定了11位来自不同背景、处于执业中期或业内资深的心理治疗师，并且每个人都在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领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鉴于存在主义治疗有几个不同的流派，我们决定专注于存在-人本主义治疗。

界定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并非易事。霍夫曼（2019）认为，最好是把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理解为一幅马赛克画，在治疗中，从业者需要遵守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许多（不一定非要全部）理论和实践原则或价值观。毕竟，如果给这种治疗做出狭义的定义，那它就不是存在主义了，因为它将会否认每个个体从业者的独特性和文化差异的需要。同样，我们邀请的诸位作者在界定存在-人本主义治疗时也不会完全一致，他们会使用不一样的标签来标识自己。很少有人会将自己标榜为纯粹的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因为这也是相当非存在主义的。有的作者，如孟德洛维茨，则会避免使用标签。其他人更广泛地将自己与存在主义标签联系在一起。王学富主要将自己定位为直面治疗师，这是一种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存在主义治疗方法，在存在主义治疗的主要分支中，与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最为相似。我们基于这些因素选择投稿者，恐怕会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投稿者很好地展现了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多样性。

在11个叙事性章节之后（如包括路易斯、朱莉娅和朴熙善在内，则为14个叙事性章节），我们还有一章内容对各位投稿者的故事进行反思，但并不是像做研究一样对各种主题进行正式的分析。这些叙事性章节中，我们认为让每位作者都能使用自己的声音和风格很重要，因而我们没有要求必须用什么样的结构来写作，以免减少个性和独特性。虽然这意味着各个章节读起来会不连贯，但每个章节的声音却会更具真实性，而且这也是反映了多样性：大家既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到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又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它。我们在编撰时的选择，恰恰反映出我们尝试在探讨相同主题时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方法。正如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努力尊重来访者的各种人生路径，我们也在有意识地尊重各位作者的不同路径。一些作者会用理论来引导故事的叙述，而其他作者则以故事为主，之后才慢慢点出故事与存在主题之间的关联。王学富选择用他与同事和学生之间的讨论作为他的反思基础。这些独特的讲述方法，对于我们讨论作为和成为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将这一点视为从本书中可以学到的另一门课。同时，这也使得我们在最后一章对主题进行反思时，更加不拘泥于形式。

我们在最后附上了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面向正在考虑走上成为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之路的学生。这个附录里列出了一些问题和练习，可以在仔细思考和操作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走上这一道路。第二个附录则是为将自己标识为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并希望反思自己旅程的那些读者而设计的。

结论

这本书非常个人化，不仅因为我们在引言中讲述了我们自己的故事，还因为，作为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其本质就在于治疗师本人。亲爱的读者，无论您已经是一位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正在反思自己的旅程，还是正在考虑要不要成为一名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我们都希望这本书能丰富您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