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治疗师
过去60年，我有幸目睹了许多令人动容的转变。作为一名从业心理学家，我在州立医院、精神病急诊诊所、药物和酒精治疗机构以及私人诊所中见证了这些转变；年轻时，我也曾经在密集的心理治疗中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这些磨难并不总是“美丽的”，但当我们能成功化蝶时，它们带来的是深刻的满足，甚至是一生的改变。
令人动容的转变总是产生于绝望的深处——但如果幸运，我们会登上万象更新的顶峰。我，还有我认识或一起工作过的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当绝望让我们匍匐在地，此时还有什么是比自由的礼物更加宝贵的呢？还有什么是比参加对自己灵魂的营救行动（真的需要搏斗）更加重要的呢？
我们内心中会有纠结对立的部分——这些部分有时让我们痛苦不堪，但长远看来，却能启发我们去做一个更完整的人，过上更充实、丰盈的生活。而深度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疗法可以促进敌对双方的共存，哪怕过程很艰难。用更正式的语言来说，存在主义疗法强调三个重要主题：第一，自由地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关切；第二，对内心深处真正关切的体验性或全身心（whole-bodied）反思；第三，对内心深处真正关切的回应、行动和应用的责任。
历史上，深度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一直把是否能抱持悖论作为个体和集体幸福的关键（Schneider，1990/1999）。我们现在可以说，对生命的敬畏——对我们既渺小又伟大、既脆弱又勇敢的敬畏——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具丰富内涵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悖论之一。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与这样的悖论搏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里、自己内心，还是在我们的同胞之间？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踏上自己并不熟悉的路，准备好谦卑的态度（哪怕是会让自己不舒服的谦卑）和开放的胸襟（对我们不曾了解的东西，允许自己好奇甚至惊奇）？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真正地“聆听”心里和心外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它们互相碰撞，只是为了尝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这些声音中找到一种和解，一种新的合成音频，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和深化？
在与来访者一起工作时，我会像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所说的那样，把自己当作来访者的旅伴，而不是给出解药的“医生”。我尝试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工程师，为我的来访者提供服务；我会去理解我的来访者作为人的需求，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电化学过程或诊断标签。这并不是说，我在任何时候都会避免以任何可能有用的方式对我的来访者进行支持，例如提供医疗转介或者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策略；而是说，我会努力在最直接、最深层的层面和他们接触，处理他们所说的话、所给出的解释背后的情感、身体感觉及意象。所有这些都涉及对“过程”（process）的关注，而不仅是对“内容”（content）的关注。用这种方法支持来访者进行“全身心的”觉察：既觉察自己有什么欲望，也觉察在最深的层面上，有哪些因素阻碍了这些欲望，而这通常是言语无法言说的。通过这种方式，从治疗中产生的任何决策都是来访者全身心想要的，是其发自肺腑的呼声。
但并不是每位来访者都能够或愿意在那个层面上进行工作，这就解释了我提供存在-整合心理治疗的原因；但对于那些能够并愿意接受的来访者来说，这种方法有机会带来一生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下，来访者能够更全面地体验自己的想法、情绪和感觉——整个身体都开始与生命相遇。在此基础上，来访者更可能在生活中做出大胆、具体、有意义的改变。换句话说，这样的来访者有能力为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培养出深刻而持久的“在场”，并通过这种“在场”，体验到谦卑、惊奇和对生活的冒险意识。对于那些真正能活出这种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冒险精神又孕育着意义与深刻性。正是因为体验到了生命中的种种悖论——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的一丝恐惧，在欢乐时体会到的些许悲伤，在友情中尝到的嫉妒滋味，生活才变得有滋有味，令人感时伤怀又欲罢不能，才让人生出敬畏之情。
正如下文中所讨论的，我自己也曾接受心理治疗，体验过从极度恐惧转为渐生兴趣，再到对生活境况产生好奇。例如，面对不可预知的命运，我从感到麻痹，逐渐变为越来越多的信任，变为好奇，变为对可能发现的事物着迷，以及拥有日益增长的爱的能力。曾经，我的几位治疗师通过持续的在场，给了我支持，让我感到有足够安全感去面对我内心的战斗。他们为我“举起了一面镜子”，让我能够近距离看到自己正在怎样活着，以及如果我逐渐走出我狭小但熟悉的世界后可以如何活着。我之所以被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吸引，这些经历至关重要。
一
1956年7月27日，母亲在催眠状态
下生出了我。我的父母头脑聪明，也对心理学有些研究。我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郊区、尤克利德的意大利裔和德裔工人阶级社区中生活、长大，直到我9岁。我们是那里唯一的一户犹太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人本主义教育家，曾经是一名数学和科学教师，后来成为一名教育学教授。他也非常喜欢哲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儿童创造力的，他还深入研究了E.保罗·托伦斯（E.Paul Torrance）、弗兰克·巴伦（Frank Barron）、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卡尔·罗杰斯和罗洛·梅的著作。此外，他还有一些未发表的文章，探讨传统社会和家庭教育的心理僵化（psychological rigidity）扼杀了儿童和成年人的创造力和发现能力。我父亲这一脉是犹太教神职人员的后代，我的祖父显然是一位“rebbe”（刻在我祖父墓碑上），意思是犹太灵性导师，或者是拉比，他可能是东欧的一位神秘主义者。我对于祖父了解甚少，只知道他可能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曾在布鲁克林开了一家麦芽和啤酒花店，可能还触犯过一些法律。他在39岁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我父亲的哥哥和我父亲各自在他们51岁和53岁时同样因心脏病去世。这些动荡对我的生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教会我不应该把生命视为理所当然，要“跳出框架”来思考，并尽一切可能活出存在-人本主义对“自由”的感受力，而不是陷入宿命主义的消极之中（参见May，1981）。
我的母亲高中毕业后读了几年大学，她非常聪明和有抱负。她专攻时装设计，并通过不断努力成为克利夫兰地区的顶级电视代言人，找到了做电视广告的工作。托母亲的福，我有幸拍摄了一些广告，比如盛美家（Smucker’s）果酱和奥斯卡·迈耶（Oscar Mayer）热狗的广告，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来说，那是超现实的经历。她还成为克利夫兰照明公司（Cleveland Illuminating Company）的首席发言人，并在克利夫兰的一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简称CBS）下属电台主持广播节目。我的外祖父（来自基辅附近的一个小镇）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管道工，他很不一般。他对世界历史充满兴趣，热衷于阅读国际期刊《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我的外祖母热情、活泼、喜爱社交，也是从乌克兰来到美国的移民。
我对生命的敬畏始于一场悲剧，就像是巨石砸碎了窗户——而能让一个人前后判若两人的事，往往也是悲剧。我只能记得模糊的画面，我的父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哭。那时我只有两岁半，而我7岁的哥哥凯利刚刚去世。那是1959年，哥哥原本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但没能经受住水痘和肺炎的双重打击。这场悲剧对我们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单用智力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冲击的。我只能说，这场灾难把我的父母折磨得面目全非。我曾经认识的温暖的、爱玩闹的哥哥，那个总是笑着带领着我的人，已经被彻底击败，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以及由愤怒、悲伤和恐惧交织成的深渊。
对于这件重创我的事情，我并不十分明白。我的内在世界在崩塌，我的防御几乎消失殆尽。我只知道，我的父母在哭泣；我的哥哥消失了。就像在这件事以前，我们生活在白天，之后，我们在度过漫漫长夜。现实世界倾覆了，我陷入了混乱之中——我被困在一个无助和多疑的世界里。我总会尿床，晚上做起噩梦（窗户外出现女巫和恶魔的形象）；我忍不住地大哭，有时一连好几天；我还乱发脾气，有一次踢到了我母亲的嘴巴，害她掉了一颗牙齿。大约在4岁的时候，我的状况如此堪忧，我似乎与共识现实（consensual reality）失去了联系。（我觉得）我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怪物，我对细菌感到恐惧，死亡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迫近。此时，我对生活的恐惧远大于敬畏。
我的父母心急如焚，但还是竭尽所能地和我谈心，想帮我度过内心的煎熬。到我5岁时，我有远见的父母在紧迫感的驱使下，带我去看了儿童心理分析师艾德温·希夫（Edwin Schiff）。希夫医生帮助我把生活扭转了回来；尽管我还是会深受恐惧和情绪爆发的困扰，但这些痼疾其实也是潜在的助益，他帮助我去面对，而非掩盖。最伟大的是，他坚如磐石的存在，让我能够表达任何感受和情绪。我的生活岌岌可危，但他如屹立不倒的柱石一般，坚定地给我支持，直到我从暴风雨中走出来。他用平静和稳定给我打造了一个基地，在那里，我也变得更加平静和稳定。他用心地和我在一起，也让我更加用心地和我自己在一起，让我看到，我可以在最可怕的恐惧中活下来。渐渐地，我的安全感多起来，可以向心理医生和父母敞开心扉。我开始感到内心涌现出一种自由感。我意识到我可以退后一步，深呼吸，看到我所处之处还有更多东西，而并非只有毁灭和死亡。希夫医生激励我开发我的内在资源，如创造力、好奇心和想象力。他鼓励我反思我的恐惧建立在哪些基础上，并要我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他尊重我，也相信我的能力，这不仅激励我创作有关人生难题的绘画、故事和思想，也激励我去涉足不确定的领域、人际关系和想法——在多次和自己搏斗，以及更深入的心理治疗之后，我终于做到了这些。
我如今回想，是希夫医生的“在场”，帮助我进入了一个比死亡更为广阔和强大的维度。那是神秘所在的维度。我意识到，在神秘的光辉下，死亡黯然失色，因为神秘是不可言说，甚至是不可感知的那部分人类存在状态。神秘是广袤无垠的未知世界，而我越是学会敞开心扉去迎接未知，我就越不会困于已知世界的恐惧和幻想——那个父母在哭泣、自己绝望无助、身体受威胁、环境在剧烈变化的世界。
二
有了这样的领悟之后，我看恐怖电影时也开始能够乐在其中，而不会只是陷入无力的恐惧之中。不久后，我对科幻、恐怖小说和电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克利夫兰有一位恐怖节目主持人，非常受孩子们欢迎。他叫古拉尔迪（Ghoulardi），很像一个令人着迷的“垮掉派”。他留着有趣的胡子，在节目里摆放着各种骷髅、贴着怪物的海报，昏暗的摄影棚里能看见他发亮的脸。他每周五晚上播放的惊悚电影引发了我对科幻和恐怖作品的兴趣（其中大部分都是夸张恶搞的，但也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有很有创意和想象力的角色、情节和怪物）。比如，我记得在大约7岁时，我看了一部午夜恐怖电影《独眼魔王》（The Cyclops），我被吓得魂飞魄散。那一晚，恐惧牢牢抓住了我，在朋友家看完电影后，我飞奔了大约一个街区的距离才回到家。寒风呼号，气氛凝重，而我心跳加速，一路狂奔。我路过的房子看起来都十分邪恶，尤其是角落里的一间，油漆剥落，窗户昏暗。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创伤性的经历，可能这也是我能如此清晰地记得它的原因——但我也对这段经历感到兴奋。其中有一些奇幻的元素，我在一片漆黑的午夜里冒险，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追我，这不禁让我好奇，那个“怪物”是否知道或者想揭露些什么。
在回家的路上，看着那些令人费解的房子、扭曲的树木和飘落的树叶，我有过很多次这样夹杂着恐惧和着迷的复杂情绪，尤其是在晚上，或者在看了神秘故事或关于超自然现象的节目之后。我记得我看过的许多科幻片，从《外星界限》（ The Outer Limits ）到《迷离时空》（ The Twilight Zone ）再到《一步之先》（ One Step Beyond ，一部关于超自然现象的连续剧），我还记得，我那时对生活和世界有了一些觉醒中的认识，而这些影视剧给当时的我带来了寒战和兴奋。
这些影视作品共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把我的心理疗愈的多个方面串联在了一起：我认识到，那些看似危害人类（或者我个人生存）的“外星人”“威胁”或“怪兽”更像是一个使者，引导我进入更广的意识领域。他们更像是一种揭示危机的暗影向导，最终会让我对生活、宇宙或未知有一番重新认识。这样的故事和幻想，也让我沉浸在一个丰富多彩的自创幻想世界中，那里有我自己创造的剧本、故事，还有一系列电影角色，我会在玩耍时为它们编造剧情。到了初中，我对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产生了兴趣，我还试着创作了大量模仿他的短篇小说。
恐怖电影让我感到惊吓，但也让我看到了生活还有其他的活法，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也让我看到了我有怎样的想象力[参见我后来的作品《恐怖与神圣》（ Horror and the Holy ），1993，以及文章《从绝望和狂热到敬畏：从创伤后成长视角看电影中的恐怖》（ From Despair and Fanaticism to Awe：A Post-traumatic Growth Perspective on Cinematic Horror ，2013）]。这个新的视角后来又让我对科幻和创意作品越来越着迷。
三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然二战早已结束，但在我们的社区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偏执情绪的人，他们的情绪以各种令人不安的形式显现出来。当我大约8岁的时候，一天早上，我和父母醒来，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景象。我们的乒乓球桌被吊在车库里，桌上还画着一个巨大的黑色万字符。这引发我进行了许多关于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正义的讨论，尤其是和我父亲。在几次噩梦般的经历里，因为我是犹太人，又因为我是一个敏感的、“不一样的”小孩，我被追赶、欺负、殴打。我们家附近有些穿皮衣的油头飞车党团伙，有时他们还会佩戴旧的德国军队的铁十字勋章。我对这些人有种奇怪的钦佩感，当然我也留意到他们的女友，但同时，我也对他们感到害怕，对他们的力量（我当时所理解的力量）感到震惊。
还有一段时期，在我大约7岁时，我与恶霸甚至那些偏执分子站在了一起，跨到了“黑暗势力”那边。尽管从小家人就经常和我进行关于偏见、政治和“健康团体”（healthy societies）的深入谈话，但我还是屈服并加入了恶势力。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我屈从于同伴压力，加入了社区中一个小孩子团体，他们总欺负一个智力有问题的黑人小孩。我记得我其实很喜欢那个孩子，对他怀有同情，因为他经常被冷漠无情的同龄人欺负。然而，那天我却变成了那些冷漠无情的孩子之一，在路上追赶他、辱骂他、威胁他。我弄丢了我的良心，忘记了我从我有社会良知的父母那里学到的一切。我搞不太清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这非常不符合我的性格。但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那天我感到特别害怕——害怕去反抗群体，畏惧暴政的力量，贪恋顺从带来的安慰。
那件令人憎恶的事发生到一半，我父亲突然冲向我，把我从人群中拎了出来，狠狠地打了我几下。这种情况非常鲜见（他可能只打过我两回），因为我的父母一直在实践人本主义的育儿理念，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让我去表达自己和解决自己的愚蠢行为。但那个下午不同以往，我的父亲以同样不客气的方式回应了我；这里我用了“回应”这个词，因为他并不只是简单地反应或发飙。他让我意识到我犯下的错误有多么严重，他敦促我想象，如果换作是我被追赶，我会是什么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它在我的良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后来我仍常常回忆起这件事，它促使我持续地思考：偏见有着什么样的毒性，以及在贬低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又是怎样在切断与他人联系的时候，也切断了与自己的联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家庭环境里其实早就充斥着这些观念，但从那个时候起，这些观念才变成核心原则，起码于我而言是这样。
尽管存在这样把异族视作异类的情况，但在我的体验中，我所在的社区仍是积极向上的气氛更浓些。虽然有些孩子是坚决不能一起玩的，但也有几个孩子与我相处得非常愉快。我们经常一起在街上玩耍，在修剪整齐的小草坪或空地上嬉戏。我们在炎热的夏日里一起追逐冰激凌车，一起在周六下午看电影，编排自己的小品，翻看棒球卡片，参加社区烧烤聚会，踢足球，打棒球，进入树林去探险，等等。
我还有机会领略圣诞节的魅力。我最好的朋友每年都会有一棵圣诞树，我还记得，看着树旁摆满礼物、听着圣诞故事时是多么有趣。《圣诞颂歌》（ A Christmas Carol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学校和朋友一起观看的情景。圣诞歌曲和电视特别节目也让我很有兴趣。这里再次说明了抽象类别的“他人”（这里指基督徒），与“实地”细节（鲜活的人、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区别。我也了解到了，基督教难免排斥和欺凌，但也教人爱和慷慨。
我的父母和我谈话，教我看到生活更复杂的一面。他们用《希腊人佐巴》（ Zorba the Greek ）、《绿野仙踪》（ The Wizard of Oz ）等故事，以及后来的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 ）和《十二怒汉》（ Twelve Angry Men ）作为教材，让我了解边缘人群具有的人性，以及面对那种人性所需要的正直、诚实。我慢慢开始看到我所在社区里人们的多面性，也认识到，通过对话、体育和共同庆祝节日，我们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些美好的品质。
四
我上学了，成了一名普通的学生，由于早期的创伤，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退行，也不善言谈——但我喜欢学校里的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几乎都与艺术或体育有关。我喜欢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参观，也喜欢去塞弗伦斯音乐厅观看当地的管弦乐队演出。我还喜欢美术课、社会研究课，在某种程度上也喜欢英语课——到高中时，我在这些课程中表现出色。我还喜欢到处跑，去户外探险。我喜欢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我体验过人体冲浪、滑雪，也在泥地和雪地里踢过足球。我还喜欢旅行，尤其是去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那是我父亲和他的家人出生的地方，他经常带我们去那里。
我还有一位来自纽约的伯父，他很朴实，会独立思考，他曾经帮忙抚养了我的父亲。亨利伯父是一个非常达观、健谈的素食主义者，也是个注重健康的单身汉，在某些方面超前于他的时代，但在亲密关系方面却颇为拘谨。尽管如此，他在我们家族中仍是一个传奇人物，对我的堂兄弟和我非常好，带我们去康尼岛（Coney Island）玩、去看电影，还参观了纽约市的许多景点。他也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倾向于社会主义。他的人生哲学似乎为他的长寿和活力提供了动力，他一直活到差不多90岁，并且在去世前几年，他还能在沙滩上慢跑和打手球。我们家的知识和人文传承，从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传给我父亲，再到我探寻的一生，而在这条传承链上，亨利伯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的父母在我10岁的时候离婚了，我们一家当时住在谢克海茨（Shaker Heights）。根据我的理解，他们从结婚起（那时母亲18岁，父亲22岁）就不适合彼此。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我记得我泪流满面，他们让我坐在车里，以一种非常理智和直接的方式告诉了我这件事。他们特别明确地说，离婚与我毫无关系，从长远来看，离婚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最好的选择。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道理，因为我确实看到他们争吵，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贬低对方的观点和做事方式。
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受到自由风潮很大的影响，这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每周都会去他那里住一晚，我们会一起散步很久，进行广泛的、富有哲思的谈话，也会一起看电影然后讨论。我们还一起长途驾车和度假，尤其是去纽约、海边和东海岸其他的地方。在我进入青春期后，我们有时会一起去迪斯科舞厅，认识我们各自年龄段里的女孩或女人——不过父亲倾向于追求比他年轻许多的女性，他以年过40依旧年轻而自豪。如果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喜欢参加各种运动的年轻帅气运动员，应该也能蒙混过关。在我看来，这一切肯定与当时新兴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身心灵的重要性有一定关系。
我还应该提一下，父亲一直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开始承认有种精神维度的存在。我们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友好的争论，因为我越来越与精神层面的浪漫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如R.D.莱恩（R.D.Laing）产生共鸣，而父亲仍然坚定地信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就像卡尔·罗杰斯和阿尔伯特·艾利斯）。我能感觉到，生命的奥秘、其不可驾驭的深度都在呼唤着人们去探究，而像莱恩、奥托·兰克（Otto Rank）、保罗·蒂利希和罗洛·梅这样的人则是心理学领域的先驱（详见Schneider，1998）。
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和父亲在冒险中有些鲁莽。我15岁那年，一场倾盆大雨差点把我淹死在弗吉尼亚海滩附近。当时天已经在下着雨，而且天气预报说离海岸线大约50英里处有飓风，但我和父亲还是毫不畏惧地、开心地纵身跃入激浪里。我们发现浪里暗藏着危险，父亲比较谨慎，只是在近岸处徘徊，但我却朝深水里走了几大步。短短几分钟内，我就发现自己被海浪包围，海浪不断地向我涌来。这些海浪没有固定的方向，我越是拼命挣扎，就越是被卷入漩涡。我试着喊我的父亲，他明显已经为我感到担心，但我无法越过汹涌的海浪让他听见。最后，幸亏我想起了在游泳课上学到的一项技能，那就是尝试放松下来，深呼吸，并卷成一个球，做出像水母一样的姿势。这使我恢复了一些力气，我随着海浪起伏了一小会儿，想着究竟该怎么办。然后，我突然想到了办法。我的潜水能力很好，所以我头朝下潜入水中，尽可能深地潜下去，然后使出我浑身所有的力量，划动着四肢奋力游向岸边。
我还应该提到，因为有上文这样的经历，我成了一名游泳好手。我加入了几个游泳俱乐部，并在初中和高中时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我还在当地的犹太社区中心当水上安全教练和救生员。我认为游泳对我很重要，因为在高中，我每天早晨7点和放学后都要游好几千米，我从中学到了严格的纪律和一以贯之的坚持。通过这些斯巴达式锻炼，我体会到了高强度锻炼和体能训练的价值，我后来在研究生院、在精神病医院和诊所，以及为学术和专业写作（包括13本专著/合著，以及200多篇文章、章节和论文）时，都会想起这段经历。我的体育背景还让我对团体精神和同事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因如此，我对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培训及职业事务的诸多方面也很有兴趣，有很多参与。再次强调，培养保持在场、与挑战待在一起的能力，对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五
快上大学的时候，我越来越有兴趣成为一名创意丰富的作家、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我在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位于俄亥俄州阿森斯）的第一个学期，最终得以主修心理学、辅修哲学，十分符合我的性情，这令我兴奋不已。1974年秋天，应该是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或第二天，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哲学研究生。他在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奇怪，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花了约7个小时与我交谈，向我介绍了存在主义大师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以及大量相关的作家和思想家。之后不久，我开始阅读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iedman，1964）的《存在主义的世界》（ The Worlds of Existentialism ）和罗洛·梅（1958）的《存在》（ Existence ）。我满怀热情地读着这些书，大学的早期时光是我真正的智力探索乐园。我很享受在校园里漫步，也很喜欢我的一些课程。
我很难找到语言来描述我在那时对学术生活有多兴奋，以及它是怎样推动我去写作的。我为日后写文章甚至写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同时还有本日记用来记录我的梦和感想（我已经累计写了17或18本日记，至今仍在坚持）。在俄亥俄大学，我深受心理学和哲学导师的启发，他们让这些学科变得生动有趣，让我们明白它们有多重要，也让我和其他人能把自己的生活与课堂知识联系起来。我当时还开始阅读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的作品，如《荒原狼》（ Steppenwolf ，Hesse，1927/1963）和《德米安》（ Demian ，Hesse，1919/1969），这些书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段魔幻般的时光——我在智力、情感和人际关系上都在快速成长。我喜欢认识志趣相投的女性，探索发展性和浪漫关系的可能。我还与一位名叫杰夫·布里克尔（Jeff Bricker）的男性朋友走得很近，他是一名哲学专业的学生，对禅宗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颇有研究。我们两人在宿舍里的公共洗衣房里经常连续数小时谈论哲学，两年后我们一起去欧洲背包旅行，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旅行之一。我们去了8个国家，进行了很多徒步和探险，每晚只花1美元住在青年旅社。我们甚至曾在瑞士的一座山上过夜，不过由于半夜太冷，我们不得不中途撤退。那是1976年的夏天，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哪些优点和挑战，我冒出了很多想法。我还专门为这次为期50天的旅行写了一整本日记。
所有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渴望成为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从本科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我还应该提到，随着我体验到整体观下的生活方式带给我的回报——即有深度和有意义的生活，我对传统的文化和心理学愈来愈持有怀疑态度。我父亲很开明，同时，对我们的文化有诸多不满，尤其是对教育机构机械死板的教学方法，对父母们在育儿上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这些无疑也对我产生了影响。事实上，他太开放了，甚至在我早期的心理学课堂上，他允许我对他进行一次简短的（可能有45分钟左右）“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正是通过这次分析，以及我们之间的其他对话，我了解到他之所以感到窒息，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习俗，还有他个人创伤的原因，因为他在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对父亲的这一了解，更加激励我去学习人本主义心理学，并尽我所能地全身心投入我的生活和工作。
六
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职业道路上的下一个重要影响来自我在西佐治亚学院（West Georgia College，简称WGC）攻读硕士学位时遇到的敬爱的教授鲍勃·马斯克（Bob Masek）。鲍勃欣赏我，我也喜欢他，但他鼓励我在当地一家精神病院实习，这件事让我感到很焦虑。再加上我当时不过22岁，上学的地方离我在克利夫兰的家很远，我不久前才和父亲及其新女友（才比我大一岁）见面，我还刚刚看完一部名为《傀儡凶手》（ Magic ）的可怕电影——这些让我陷入了深深的不安。这还没完，我车上被贴了一张恐怖的便条，上面写着我将很快死去，而且我情感上还没来得及消化WGC人本主义心理学课程在心理精神层面带给我的巨大冲击，再加上尚未愈合的早期创伤——我陷入了一种我只能用“精神崩溃”来形容的状态。一切始于12月的一个深夜，那种感觉就像房顶塌下来了一样。我开始经历严重的夜惊症（night terror）、清晨震颤（early morning tremor），我很害怕自己会精神错乱。当时，我确实有可怕的侵入性思维和错觉（perceptual illusions），但幸运的是，我还有能力意识到我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这段动荡的经历让我找到了精神分析取向的存在主义治疗师安·古斯汀（Ann Gustin），她是我班里一位直觉很灵的盲人学生黛比·哈泽尔顿（Debbie Hazelton）为我推荐的。你可以说黛比很符合“盲人先知”的形象，因为她就是一个盲人先知。在我22岁之前的生命里，安的疗愈力量对我影响最大，甚至可能至今都是如此。我与安9个月的“旅程”，就像我5岁时艾德温·希夫给我带来的体验一样，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学会了要“和我自己待在一起”，无论“风暴”多么凶猛。
回顾往事，我认为这两次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的生命。我确信，我内化了这些善解人意而又深刻、支持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帮助我应对困境。几年后，它们又让我对人生更宏大的问题产生兴趣，甚至为之着迷。我在恐惧和惊奇之间来回摇摆，从畏惧担心到对让我曾经畏惧的事物逐渐产生兴趣，从社交退缩到与我的治疗师和全世界进行活力四射的冒险。最终，我得以更全面地体验我的思想、情感和感觉。我，和许多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一样，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目标，同时也对我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有了更强烈的在场感。其结果是，我对生活中旧的、限制性的部分越来越不认同，而对新的、不断进化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部分）越来越认同。我个人的治疗，乃至整个深度存在主义治疗的关键在于：支持情感和理智在矛盾中的共存。我爱着，同时也恨着；我对死亡感到恐惧，但又被其神秘所吸引，被生命的神秘所吸引。
虽然我用了较长的时间才有了转变，但我从中学到了“在场”的巨大力量——无论是从我作为治疗师的角度，还是从我学到的调动内在力量的角度。那段治疗赋予我的内心自由是无法被衡量的，甚至无法用言语表达；它只是被我感知到、并用不同方式表达了出来，对此我有着无尽的感激。那次深刻的经历之后，我感到自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放（不仅是智力上，也是整个身心上），可以放手去追寻我喜爱的人本主义理论和治疗，去过我想要的生活，再也不为自己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这段经历也让我获得自由，终于可以忘我地投入我长期沉迷的写作和主题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终于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关于克尔凯郭尔的“绝对悖论”（absolute paradox）及其对临床理论和生活的相关性（Schneider，1986）。这篇文章，以及我对恩斯特·贝克尔工作的发现（Schneider，2015），又让我写出了《矛盾的自我》（ The Paradoxical Self ，Schneider，1990/1999）这本书——其中所给出的前提，也是我全部学术文章都遵循的前提。安的治疗还帮我找回重心，让我遇见了一些杰出的学者及我们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并与之合作。我与鲍勃·马斯克走得越来越近，此外，我还结识了他在西佐治亚学院的同事唐·赖斯（Don Rice）和迈克·阿伦斯（Mike Arons），并与之有过密切合作，后来我又在我获得博士学位的赛布鲁克大学认识了斯坦利·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罗洛·梅和詹姆斯·布根塔尔。我无法低估这些导师在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在前文提到，鲍勃·马斯克曾以让我感到困难和紧张的方式启发了我，但他也通过教授存在-现象学、英国精神分析学派、梅洛·庞蒂及投射测验（projective testing）的现象学，为我提供了一场心理哲学（psycho-philosophy）的盛宴。唐·赖斯是另一位充满魅力的教授，他曾是斯坦利·克里普纳的学生，我在西乔治亚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遇到他时，他刚结束与莱恩的学术交流项目。唐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院（Humanistic Psychology Institute，现在的赛布鲁克大学）的毕业生。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他与罗洛·梅和詹姆斯·布根塔尔一起工作时令人激动的故事，我很喜欢听。我与唐变得（并且依然）非常亲近，我所了解的他，已然将人本主义贯彻在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第一次担任助教的机会是他给的。他还在自己家中举办了许多关于莱恩、艾伦·瓦茨（Alan Watts）、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等话题的研讨会，他与妻子谢丽尔（Cheryl）都十分热情好客。当时担任西乔治亚学院心理学系主任的迈克·阿伦斯也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人物。虽然我对迈克的了解不如我在这里提到的其他人，但我参加过他关于法国哲学、深度心理学和体验式团体过程（experiential group process）的精彩研讨会。迈克曾是马斯洛的学生和同事，马斯洛曾推荐他作为西乔治亚学院人本心理学取向的创始人。迈克会时不时地给我们讲述马斯洛的逸事，也会讲一讲能唤起我们对人本主义憧憬的著作。
我去旧金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院没几天就认识了斯坦利·克里普纳老师。我在勤工助学项目里给他做秘书。他大量的工作成果、高水准的文章和演讲，以及他在“意识状态改变”（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原住民治疗”（indigenous healing）和“超心理学”等领域引人入胜的探索，让我获得了对各种事情的深刻见解。他甚至介绍我认识了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鼓手米奇·哈特（Mickey Hart），还带我去了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的著名庄园Lucas Ranch，而且多亏了斯坦利的恩惠，我在那里发表了午间演讲。
詹姆斯·布根塔尔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我在临床领域的主要导师，我接受了他们3年的督导。罗洛·梅是我在精神和哲学上的导师，他还邀请我与他合编了一本书（《存在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Existence ，Schneider&May，1995）。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有了可以对我的治疗思想进行组织整理的工具，这对我作为作家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作为临床医生的实践发展都非常有价值。因此，我认为，想要将个人体验的原始素材转化为切实可行和富有凝聚力的职业生涯，找到一位优秀的导师和知己是至关重要的。
给后来者的建议
有人跟我说，我温和礼貌的性情、慰藉人心的声音，以及对来访者隐秘或羞耻的内心活动的理解，对于他们发展出疗愈的意愿和能力（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说，对于他们在自己内部变得更加整合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治疗师能够（相对地）保持内在的稳定和一致，能够在需要时找到一个可以返回进行休养的“内在之家”，以及真正清理出一片空间，为来访者提供他们自己体验过的疗愈，这些都是这份工作的基础。这是治疗师的理想状态，但并不排除其他更明显的品质，如聪慧、专业沉稳的风范及丰富的技能。但这也意味着，后面的这些品质已经以一种方式整合到了治疗师的整体方法中，变得成为治疗师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当然也次于可以令治疗师“人道”（humane）和“在场”（present）的那些主要品质。我知道罗洛·梅曾经说过，他为心理分析培训选择候选人时，很少看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多优秀（例如，漂亮成绩或得体着装），而是看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多少挣扎，以及他们是否已经对这些挣扎以及面对当下所需的勇气，达成了一种接纳或感激的态度。我在我培训的学员身上也在寻找类似的性情，我也帮助学生用这样的性情去工作。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来访者感觉到治疗师也是过来人（倒不是说治疗师与来访者的经历完全相同，而是说治疗师曾有过类似处境），并且治疗师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伴随这种成就的始终应该是深深的谦卑。我们要时刻记得，生活随时可以把人击垮，而我们能做的最好应对，就是利用好这个领悟，好好珍惜我们生活的每个瞬间，每个可能性——趁它们还可以供我们享用的时候。
面对正在内心最深处挣扎的来访者，如果治疗师想要给出对方需要的那种关怀，根本就绕不开自己曾与内心恶魔展开的“卑下而恶劣”（down and dirty）的缠斗。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会发现美国提供的培训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培训过于关注技术的掌握，但严重忽视了受训者自身的动荡生活，也不关注受训者有没有在那样的生活中发现“内在之家”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他们才能将自己的模板提供给那些深陷困境的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治疗培训中更多关注体验性（即，即时的、情感的和动觉的）的内容，以及更多关注候选者自己经历过哪些形式的个人治疗。
罗洛·梅曾经这样劝诫：尽可能地学习临床心理学、治疗技巧和专业管理的一切，但在迎接来访者的一刹那，把这一切都留在办公室门外。我对这种观点很有共鸣，我想再次强调，进行个人的体验性治疗是至关重要的，它为与来访者进行同样的工作（或类似的工作）提供了一个策划场所。
因此，必须要有这样的个人治疗。同时，要认识到在培训的早期阶段，可能会存在许多困惑、很多想把事情做正确的笨拙尝试等。这是自然的学习过程，我在我的学生身上时常看到这一点。但也要牢记，你正在发展——你也需要发展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而这种笨拙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很多事情会变得像第二天性一样自然。但这也引出了第三条原则，即实践（就像在许多领域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有成就的治疗师，就需要尽可能多地充分利用高质量的培训机会，最好是与经验丰富、注重体验的治疗师一起（Kottler&Carlson，2014）。
此外，学会真正地投入生活。按照我的经验，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深度体验治疗师，就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以深度体验和敬畏为基础，学习经典，不惧挑战。我认为，无论是受训学员还是专业治疗师，都需要花更多时间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上，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业余生活中。在这些领域中，治疗师能够对过去和现在一些优秀的疗愈知识加深感知，因为这些知识可以让所有疗愈者更敏锐、深刻和明智。最后，尽可能充实地和充满活力地生活。写作、绘画、演奏、思考，还有去爱。但不要只是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治疗师才去做这些事情。让你内心的最佳治疗师，成为你热烈爱着生活的副产品，或者至少让这两者相互促进和增强。这是我能给出的最好建议。
展望未来
作为结语，我只想补充一点，我对未来的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前景充满希望。我不知道它是否会继续以这个名称存在，但我知道人们对存在-人本主义浪潮的兴趣在激增。其中包括“我-你”关系（Buber，2000/1958）、存在-整合疗法、敬畏的灵性，以及将存在主义理论应用于社会问题，等等。我希望本章的读者能够在这些领域或其他领域接过这个接力棒；因为广泛的探索和开阔的视野一直是存在-人本主义最珍贵的品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