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党争之祸
广宁失陷，朝野震悚。
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都难辞其咎。此时张鹤鸣可是兵部老大，辽东丢了，他是第一责任人。无奈他极不情愿地请求前往辽东督师，将功赎罪。
鹤鸣内惭，且惧罪，乃自请行边，诏加太子太保，赐蟒玉及尚方剑。
——《明史》
天启皇帝为了给他鼓鼓劲，加加油，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衣玉带和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可事实证明，这个兵部尚书就是个怂货、软蛋。从京城到山海关的距离大约也就三百公里吧。那我们的张尚书走了多久呢？史书上说他走了17天。一天走十几公里。
虽说没有车，但至少有马，三天时间足够了。再者形势紧急，他还这么磨磨唧唧的。只能说明作为兵部尚书，他是不称职的，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现在还没有一套战略部署，实在说不过去。
这不，该上战场了，兵部尚书却吓得屁滚尿流。
狗熊就是狗熊，不要装英雄。抵达山海关后，我们的尚书大人做了什么？答案是张鹤鸣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筹划，不久后他便以体弱多病为由灰溜溜地离开了。
做事不行，整人方面张尚书还是有一套的。告老还乡之前，他还纠集人弹劾熊廷弼，认为就是熊廷弼的原因导致了辽东丢失。
我们的张大人真是健忘，大战之前，他还气势汹汹地要罢了熊廷弼的职务。
其实他很清楚，王化贞才是罪魁祸首，但他不敢说，因为王化贞是东林党人，得罪不起。所以他也能欺负熊廷弼。
另一个该承担责任的便是首辅叶向高。如果不是他纵容王化贞，辽东便不会有今日之败局。但人家是内阁首辅，且是东林党领袖，都察院、吏部、礼部、刑部、大理寺这些重要部门的关键职位都在东林党的手里，所以首辅动弹不得。
如此惨败，总该问责吧，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否则舆论上也无法交代。于是，只能弃卒保车了，王化贞和熊廷弼可能要成为牺牲品。
开刀问斩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辽东的事厘清楚。
我们详细介绍过辽东丢失的来龙去脉，万历皇帝、方从哲、李成梁、杨镐、熊廷弼、袁应泰、王化贞、叶向高、张鹤鸣都和辽东沾上了边。
努尔哈赤是在万历皇帝当政期间发展壮大的，具体地说是在李成梁任辽东总兵期间发展壮大的，但尚在李成梁的控制之内，有李成梁在，努尔哈赤成不了大气候。虽说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桢不成器，可是他还有个优秀的儿子李如松，参加过宁夏叛乱和朝鲜战争，是个优秀的将领，如果李如松镇守辽东，那么努尔哈赤估计也兴不起大的风浪。可惜的是李如松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年五十。至于李成梁为什么放弃宽甸等六堡，没有找到相关史料，无论怎么样，李成梁对于辽东后期的战局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当然，最需要负责任的就是萨尔浒之战的主帅——杨镐大人。
他很幸运，到现在还活着。说实话，他当时就该自杀以谢天下，毕竟他指挥无方，让明朝精锐将领毁于一旦，开原和铁岭相继失守，辽东局势恶化，他难辞其咎。
深夜在大牢里，想想那四万亡魂，因为他的错误永远地埋葬在了天寒地冻的辽东。
扪心自问，惭愧吗，自责吗，良心可安否？
杀他十次都不为过。可是真的怨他吗？他为什么会被推到前线？为什么到现在还无法给他定罪？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是浙党成员。此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便是浙党领袖，浙党当政，身为浙党成员的他，无论是否情愿，都会在这场重要战事上被推到一线。即使失败了，也有他的党派力保，所以他是死不了的。
当然不止有他，类似袁应泰、王化贞等后来败事的人物，都是这样被推到前线，然后做了大明的罪人。这就是党争的危害。
熊廷弼也不例外，他也无奈地被卷入了党争之中。
政治和军事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斗争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辽东的局势牵动着朝廷，朝廷的决策也决定着辽东的成败。所以有必要厘清一下大明王朝党争的那些事儿。
关于党争，我们并不陌生。就是朝廷的官员结成党派，组成利益集团，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和斗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句千古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指的是朝廷，江湖代表底层，或者说是民间。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在朝廷能够指点江山，在民间再好的声音也难以上达天听，即使有幸被朝廷知道了，也很难引起注意，更遑论讨论和实施了。
庙堂与江湖其实是两个世界，云泥之别。但是有一个人却很好地将庙堂与江湖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人就是顾宪成。可以说他是明末党争的始作俑者，并且他的出现让党争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
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之祸，始于东林，东林之名，倡于顾宪成。
——《明实录》
无论庙堂和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斗争的地方就得有组织。记住组织的强大，因为组织就是靠山，组织就是坚强后盾。
顾宪成建立的这个组织就是东林党。
万历四年（1576），二十七岁的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万历八年（1580）考中进士，成绩还比较好，二甲第二名，就是进士的第五名。因为成绩优秀，所以任职户部主事，但只干了两年，万历十年（1582），顾宪成便改任吏部主事。
这一年，大明王朝的改革家、内阁首辅张居正刚刚去世。据说张居正生病期间，朝臣群起为他祈祷。顾宪成不参与祈祷，有同僚代他签名，他会拿笔去掉。
表面上看他不阿谀奉承，是条汉子。其实是他对张居正很有成见。为什么呢？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对工商业收税，首先触动的就是顾宪成所代表的江南工商业主的利益，所以顾宪成对张居正很有看法。但此时他还很弱小，只能埋头苦干。
此后，顾宪成除了短暂的外放外，在吏部工作了十几年，积累了丰富的人事工作经验，特别是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为他后来组建东林党打下了基础。
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清算，他生前独揽大权的局面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朝廷吸取经验教训，有限制内阁大臣权力的倾向和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各部与内阁展开了权力之争，尤其是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在人事权力上与内阁的矛盾十分尖锐。
在矛盾的形成与调节过程中，朝中主要形成了东林党与齐、浙、楚三党派之间的斗争。
人事斗争主要集中在人事考核方面。
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六年一次；“外察”是考察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三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加以考察。
其中“京察”对于官员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官员在“京察”中被罢了官，就终身不再起用，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按说京察应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是否可以提拔，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就变了味，成了党同伐异的重要工具。顾宪成便将京察这个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
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京察时，顾宪成上疏言事，上蹿下跳，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被贬为桂阳州判官。奇怪的是，不久后他又被“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了组织人事工作岗位上。看来力量还不够强大，顾宪成又埋头苦干了起来。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争斗，顾宪成再次脱颖而出，竟然能够在幕后左右他的上级，去修剪首辅的羽翼。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与内阁进行斗争，其胆大程度令人惊奇。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明史》记载：当时内阁首辅王锡爵想让罗万化当吏部尚书，但是顾宪成不同意，他自己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结果顾宪成推荐的人当了吏部尚书。
这就比较可怕了，顾宪成虽然职务并不高，能量却很大。可以说，他是大明王朝最牛的人事司司长。不仅可以左右上级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
顾宪成这般肆意妄为，终于惹恼了万历皇帝。万历命令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不知怎么回事，吏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都听从顾宪成这个司长的，所以提名的人选其实是顾宪成安排的。顾宪成几次提名的人，都是万历皇帝所厌恶的。万历对于吏部抗旨不遵的行为十分震怒，一番调查下来，他知道了是顾宪成所为，并敏锐地感觉到吏部已经形成一个团伙。所以小小的顾宪成才会如此以下犯上，这是在挑战帝王的尊严和权威，于是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成。
这时候许多大臣上疏申救，有多少人呢？大约一百多人。可见顾宪成这几十年的人事工作不是白混的。
看起来声势浩大，但这一群体性事件并没有吓到万历，再说这些场面，在他的一生中见得多了。他怎么能容忍顾宪成这般恣意妄为？所以万历皇帝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加大了处罚的力度，他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并给予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
顾宪成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呢？思前想后，只能有一个原因：他是有组织的，因此有恃无恐。
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有了组织，就有了动力。现在有必要让这个组织扩大影响力了。
顾宪成被革职为民后，并没有闲着，他开始以讲学为名，广泛结交朋友，随着活动量的增加，顾宪成认为要有个场所固定下来，便于讲学。他看中了无锡城中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嫡传弟子、知名学者杨时在无锡长期讲学的地方。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东林书院的旧址上，一座崭新的书院修建完成，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他还发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
顾宪成审定了书院讲会的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弟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而是由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人发起，主要活动是在东林书院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
教育是一种影响政治的舆论力量，学校自古以来就是宣传、灌输、传播一定阶级的思想、道德、政策的阵地，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他们的行为，是宣传某种思想，借以影响群众，服务于一定政治经济的现实力量。正因如此，封建时代是严禁办私学的，明朝前期对于私学控制得比较严格。
到了顾宪成这里，不仅公开化办学，而且江浙官府还出面捧场。
经过顾宪成的努力，东林党势力迅速发展，在朝廷中形成了与齐、楚、浙三党对峙的局面。总体而言，万历三十年（1602）以后是楚、浙两党及东林党互相把持的时期。万历四十五年（1617）以后是三党专政的时期，天启初年（1621）东林党又得到政权。
在我们的印象中，东林党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但事实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然破坏政治平衡。东林党也不例外。
伴随结党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东林党成立以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害怕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成立各种组织以自保。
同样地，党争也使明朝在处理内忧外患的局面时不可能有长期相承的政策，政策缺乏延续性，只会把事态引向负面。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辽东局势的恶化和明朝纷乱动荡的朝局息息相关。
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间（1608—1611），熊廷弼曾巡按辽东，这个时候是楚、浙两党当政，相对而言，对熊廷弼的支持较多，掣肘较少，所以熊廷弼才能施展抱负，辽东暂时相安无事。
但是东林党人看不惯熊廷弼，因为他是郭正域的女婿，郭正域官至礼部尚书，是楚党代表。郭正域因庇护被东林党所参劾的官员而与东林党不睦，所以东林党人自然也不会让他的女婿在辽东长久地待下去。等到东林党人叶向高当上内阁首辅的时候，看到辽东暂时平安无事，便改任熊廷弼为南直督学。
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廷弼亦听勘归。
——《明史》
熊廷弼在南畿为督学，纪律严明，很有声望。后来因为棒打生员致死一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在奏章中相互攻击。种种迹象表明，荆养乔是受到东林党人的指使而参劾熊廷弼的，当时弹劾熊廷弼的达三十多人。最终的结果是熊廷弼被罢官，停职反省。
万历四十七年（1619），出兵讨伐辽东的时候，首辅是方从哲，他是浙党代表人物，自然要推荐一个浙党成员。杨镐虽然年老，但环顾左右浙党内部也别无他人，只能让杨镐顶上去了，便举荐杨镐为辽东经略，于是有了萨尔浒惨败。
萨尔浒惨败后，方从哲首先受到责难，但关键时刻他还是举荐了熊廷弼，熊廷弼抵达辽东，稳定了局势。等形势稍稍好转，各党派又开始了互相倾轧。开始是首辅方从哲派吏科给事中姚宗文阅视辽东士马，其实这次是方从哲有意为之，当初举荐熊廷弼他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姚宗文和熊廷弼有私人恩怨。这一点相信作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是清楚的。姚宗文也算是浙党成员，选择他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史载姚宗文这个人原任户科给事，因守丧离职回乡。回朝以后想入补做官，而吏部的几次申请递给皇上都没有批准，姚宗文引以为忧。他又假借招来西部人民的名义，托执政的大臣推荐自己，荐章上了几次，仍得不到任用。姚宗文走投无路，就写信给熊廷弼，让他为自己请求一官。熊廷弼没有举荐他，姚宗文因此怨恨熊廷弼。
这时候姚宗文遇到了自己的老师刘国缙。刘国缙是辽东人，原先做过御史，在三年一次的考绩中受到贬职处分。辽地战事起来后，朝廷决定用辽人，于是他才做了兵部主事，参与军务。刘国缙主张招募辽人为兵，按他的办法招募了1.7万多人，后来有一半以上逃跑了。熊廷弼偏偏把此事报给朝廷，刘国缙因此也对熊廷弼产生了怨恨。刘国缙希望熊廷弼能网开一面，可是熊廷弼让他失望了。
其实，熊廷弼、姚宗文和刘国缙三个人之前可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过去熊廷弼当御史的时候，与刘国缙、姚宗文一起负责进言，相互之间意气相投，共同以排斥东林、攻击道学为职事。
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姚宗文才会托熊廷弼推荐。姚宗文认为熊廷弼多少应该看在朋友的分上帮个忙吧，可是熊廷弼丝毫不念旧情，这让姚宗文很伤心。你不仁，那就不能怪我们不义了。姚宗文和刘国缙两个人从此勾结在一起，又鼓动一伙人来攻击熊廷弼。这时候一个姓顾的御史首先弹劾熊廷弼，说他出关一年有余，诸事没有规划；蒲河失守，隐瞒消息不上报；带着兵器的战士不用于作战，只用来挖沟。
这时候东林党人就过来凑热闹了，御史冯三元首先开炮，攻击熊廷弼所谓的“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意思是熊廷弼干了八件没有战略眼光的事和三件欺瞒皇帝的事情，如果不让熊廷弼走人，辽东地区根本保不住。
熊廷弼也不是吃素的，要知道他也是做了二十多年的御史，脾气火暴，秉性刚直，他气愤不过，抗疏极辩，且请求罢免他的职务。
御史张修德又弹劾他破坏辽阳防御。熊廷弼更加愤恨，再次上书辩白，并且直言：“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意思就是辽地现已转危为安，为臣却要由生向死了，这就暗示朝廷要卸磨杀驴。于是缴回尚方宝剑，竭力请将自己免职罢官。
给事中魏应嘉于是趁热打铁又弹劾了他，一时间书信骂战不断，好不热闹。
熊廷弼估计也累了，他辛辛苦苦地干活，没有论功行赏不说，还要背黑锅。算了，走人吧。
朝廷终于决定准许熊廷弼去职，用袁应泰接替了他。
袁应泰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本着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又连番上疏论述熊廷弼的过失。
熊廷弼也不想这般遭受诬陷，他上疏请求他们三个人来辽东核实情况。
这个时候，东林党也有人看不过去了，毕竟熊廷弼还是有贡献的，这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再者袁应泰已经走马上任。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认为冯三元他们三个人去核查，有失公平公正的原则，应该找个第三者，于是改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去。
朱童蒙是个聪明人，他说话很有艺术。首先全面陈述了廷弼的功绩：“我进入辽地的时候，士民对他垂泪称道，说几十万生灵都因为廷弼一人才得以保存，他的罪名怎么能轻易确定呢？只是廷弼最为陛下所信任，蒲河战役中敌人进攻沈阳，他驱马前往救援，胆量是何等壮大。”
童蒙基本上肯定了熊廷弼的成绩，但最后说了这么一句：“等看到官兵懦弱，就突然告老还乡去了，这样把皇上对他的大恩置于何处呢？熊廷弼功在存辽，些微的成绩虽有可称，但罪在辜负了皇上，根据君臣大义而论，他是无法逃脱罪责的。这就是罪浮于功！”
先肯定后否定，这个语言艺术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不错，你是有功劳，但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你眼里没有皇帝，说了你两句就受不了，眼里没有君王，这是欺君之罪。
就这样，熊廷弼再一次离开了朝廷。他明白即使他不走，朝廷中的这些人也会给他下绊子，所以临走前他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
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明史》
这句话可谓令人醍醐灌顶，可惜的是没有人听得进去，朝中党派此时斗得不亦乐乎，利欲熏心，完全被蒙蔽了双眼。
天启元年（1621），沈阳陷落，袁应泰死去。
袁应泰虽不是优秀的将领，却是一个有气节的官员。后金军队兵临城下，他没有仓皇逃跑，城破之日，面对努尔哈赤的劝降和利诱，不为所动，自刎而死，以谢天下。
比之前任杨镐和后任王化贞，他虽然能力有限，但他承担了该他承担的责任，以身殉职，与那些蝇营狗苟之辈判若云泥。
这时，朝廷的大臣们又想起了熊廷弼。但给事中郭巩却极力诋毁熊廷弼，并联合阁臣刘一燝，希望把他也拉下马。
沈阳陷落了，后金都打到山海关了，都这个时候了，朝廷中的人不是团结一心，还想着斗争。
难道真的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刘一燝倒也不争辩，只说了一句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好在朝廷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御史江秉谦上书追叙熊廷弼以前防守辽地的功劳，并且指责郭巩排挤有功之臣。
天启皇帝要起用熊廷弼，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于是对过去弹劾熊廷弼的人加以治罪。御史刘廷宣不知好歹，为他们求情，也被罢免。
在任用熊廷弼的时候，朝廷又提拔了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因为此时东林党当政，不可能将辽东的军事大权交给熊廷弼。但王化贞把事情搞砸了，并且不可收拾。身为东林党人的王化贞，眼看东林党人要将他抛弃，就毅然决然地投靠了魏忠贤，苟全性命。
作为浙党的领头人物张鹤鸣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要知道熊廷弼是以兵部尚书衔兼任辽东经略的，张鹤鸣害怕熊廷弼会取而代之，自然是要多方掣肘。
彼时，东林党人是和熊廷弼有矛盾的。无锡的东林书院，一份东林党人榜的名单上，熊廷弼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写出这一段往事，只为还原一个历史真相。
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操作，终究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国家危在旦夕，看着这些跳梁小丑的表演，是不是很愤恨。但这就是明朝党争真实的写照。
没有看到团结御敌，只有阴险无耻。将士们在保家卫国，他们在背后射出冷箭。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能够在繁华的都城指手画脚乃至钩心斗角，都是熊廷弼们在疆场上浴血厮杀换来的。
所谓抗争和牺牲，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他们眼里早已分不清真伪、正邪、忠奸，盘算的都是自身的利益。
看到这里，大家也不难猜到，辽东的败局早已注定。因为朝廷其实就是个大家庭，家和万事兴，在这个家里，如果大家不能一条心的话，这个家迟早是要垮的。
党争加剧的明朝，在军事决策、军事部署，特别是军事主官的任命上，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流程，完全被党争利益左右，各党派也十分重视辽东经略这个位置，因为哪个党派获得了这个职务，就等于取得了军国大计的发言权。若是取胜了，党派在朝中的地位便更加稳固。
所谓党争，没有对错，不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而是不折不扣的内耗、倾轧，无论哪个派别，此时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和权欲，派系利益至上，国家利益和安危被各派置于派系争斗之中。熊廷弼的三起三落，也间接说明了党争导致朝廷政策的漂移不定，在辽东经略的人选上变幻莫测。
这样的结果就是赏罚无章，这在军队中是犯大忌的。
现在应该明白万历皇帝的无奈了吧，轰轰烈烈的党争，也影响了皇帝的用人决策。选择人之前，内阁首辅肯定是要推荐自己派系的人，即使皇帝有意用其他派系的人，但没有内阁的支持也白搭。所以他用杨镐也是无奈之举。好在他还比较清醒，萨尔浒之战后力排众议起用熊廷弼，辽东局面才得以好转。
万历皇帝死后，辽东人事任命彻底失控，而后的袁应泰、王化贞，高第、王在晋、孙承宗乃至袁崇焕无疑都是党争的牺牲品。
明朝亡于党争，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