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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杨思凡的死亡现场之前，上着夜班的周筱竟然刚好认真地思考了一下人人都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然，这肯定不是什么心灵感应。
作为一个见惯了突发事件和惨烈现场的社会新闻记者，偶尔想想自己以后会是个什么死法其实十分正常——比如在地震、海啸之类的天灾现场遭遇意外而死，又比如搞调查的时候让人背后一闷棍敲死，还比如抓耳挠腮地想选题憋稿子的时候心力衰竭猝死，再不然就是穷得叮当响，最后活活饿死。
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死，纯粹是因为周筱觉得，自己会在好似永无止境的夜班里活活冻死。
除了寒冬的夜班和盛夏的夜班一样难熬，还和报社如今的江河日下大有关联。为了进一步节约开支，财务的那些天才想了个妙招：反正夜线组算上司机总共才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还时不时要出去跑现场，办公楼里大部分时候只有热线电话接线员和保安两人，约等于办公楼里根本没人，所以晚上不用开空调。
一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周筱选择了忍着，更何况杨思凡一定会冲到领导那里拍桌子。事实上，杨思凡不仅拍了桌子，还为节约成本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比如把前社长花大价钱挂在报社办公楼大厅的水晶灯砸烂。那东西彻夜亮着，晃得人心慌不说，造型还丑到令人痛心疾首，早就该丢进垃圾堆。反正前社长还没出狱，大概也不会反对。
抗议的结果是上头同意夜线组可以用空调了，但必须等到一月份。倒不是因为十二月不够冷，而是因为不能显得过于朝令夕改。至于杨思凡的建设性意见，执行总编薛舟的反馈则是：“我的杨老师啊，你也是报社的老资格了，提意见就提意见，别阴阳怪气好不好？这样容易影响士气。”
社内八卦一向传得很快，特别是这种事。周筱夜班组里的摄影记者崔子飞听说之后，立马嚷嚷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在冻死之前都去财务的办公室上吊，才能证明晚上不开空调才是最影响士气的？”而文字记者任欢则撇撇嘴道：“快算了吧。你去财务上吊，人家根本不会觉得是我们冻得受不了，而会觉得我们是去讨要交通报销款。还是吊在老薛的办公室比较有效果。”
对于如何上吊才更有用的讨论，周筱只是笑而不语。
基于不同的心境和现实问题，周筱妄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而在社会新闻这一行，她也听过至少几百种关于死亡的冷笑话，但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杀。因为入行之后没多久，杨思凡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这是个糟糕的行业，没钱且辛苦，但无论遇到多么让你想一头撞墙的麻烦事，也一定要咬紧牙关扛下去，千千万万不能想不开。
听了这话，周筱条件反射般地问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为什么”，杨思凡立刻大笑道：“因为我非常讨厌报道自杀案，你可别给我添乱。”
只是跟着杨思凡干了一个多月，周筱就充分理解她讨厌自杀案的原因了，事实上，后来周筱自己也不喜欢那种案子。不报道当然不行——如果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都算不得新闻，那还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呢？但这只是说得好听，实际操作中有很多麻烦。首先是往往什么都采不到，就算是采到了也一样让人头大。现场图片不能用，自杀手法不能提，自杀原因不可说，甚至不能强调家属对自杀者的哀悼，总之一切都要收敛，以免报道带来难以预估的危险，这就是传说中的新闻伦理。
作为一个自认为从没丧过良心的记者，周筱早就熟练掌握那些规矩。可是得了吧！现实一点好不好？当你讲良心的时候，总会有人跳出来说“可是这么写不刺激不好看”，甚至还会擅作主张地派人拍摄血淋淋的现场，然后再打上厚厚的马赛克。当你讲科学的时候，同样会有人跳出来说，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版面，不可能在一条自杀新闻中塞进心理疏导与救助知识。最终折腾一番，做出来的也不过是个挣不到几个稿费绩效的小破稿罢了，又何必费心呢？一个常识：记者精力有限，而且他们也需要写稿挣钱。
可想而知，当周筱得知手把手教会她规矩和价值观的杨思凡疑似自杀时，心中翻腾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更难以置信的是，杨思凡的死讯，竟然还是一条新闻线索。
在接到那条线索的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人口超过一千八百万的省城迎阳市似乎在寒冷与潮湿中陷入了沉寂，没有火警，没有刑案，连个小剐小蹭的车祸都没有。虽然无事可做，夜线组还是从傍晚开始就在城里乱逛，就算夜班车再怎么破，但好歹暖气很足。周筱原本的计划是逛到困得不在乎冷热之后再回报社宿舍倒头就睡，但就在崔子飞刚刚打了个哈欠，说了声“困死了，咱回去吧”之时，热线电话接线员就发来了消息，夜班车上顿时爆发出笑声。夜线组的老传统再一次应验：若你踌躇满志，则整夜无事可做；若你想去睡觉，则线索即刻到位。
“陈师傅麻烦掉头，咱们去金树苑小区，就金树北路那里。”周筱指示了司机，又转头对后排的任欢道，“有个的哥说那儿有警车和急救车出没，我联系线人，你给杨老师打个电话，她就住附近，先问问情况。”
任欢顿时乐不可支道：“正好晚饭没吃饱，凡姐肯定请我们夜宵。”
然而，线索人不接电话也就罢了，可能是车上有乘客不方便接，但号称二十四小时开机、绝不漏接任何电话的杨思凡竟然关机了，这就有些蹊跷。尽管周筱能想到一万种乐观的可能，可最悲观的那些想法还是在一瞬间占了上风——警车，急救车，一个人厌狗嫌的社会新闻记者，而且她还关了机，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警车的数量比预想当中多一些，警察则更多，在一栋楼里进进出出，显然事态很糟糕。就算没有警察，周筱也没法乐观，因为杨思凡就住在这栋楼里，她的房间亮着灯，可她的手机还是打不通。
心知不妙的周筱让崔子飞和任欢在夜班车里待命，自己匆匆钻进单元门，立刻被警察拦住：“干什么的？”
“朋友住这儿，我路过想叫她吃个夜宵，她不接电话，我就直接过来了。”周筱说。
“你朋友哪层哪房的？”警察反问。
“七楼东户。”
“人叫啥？”
“杨思凡。”
“行，你跟我来。”
尽管从业只有五年，周筱也已经和警察打过无数次交道了，但只有这一次可以用丝滑无比来形容，完全不用任何技巧就能知道一切。发生什么事了？有小区居民打电话向物业反映七楼东户有异味，物业敲门没人开，又闻到刺鼻气味，觉得事情不对，于是赶紧报了警，发现杨思凡已经死在家里了。人是咋死的？出意外了还是别的原因？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尸体旁边有个没有标签的绿色瓶子，味道很冲，有可能是喝了农药。是有人逼她喝了农药吗？这也不好说，目前没有发现有人闯进来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明显伤痕，所以自杀的可能性比较高。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几分钟后，盘问周筱的警察终于觉得不对劲儿了，“你跟死者真是朋友？”
“最近五年基本上形影不离。”周筱的语气很平淡，平淡到连她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也许是因为潜意识里认为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杨思凡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死，至少她不会默默地在家里灌下一瓶敌敌畏，因此这就约等于她并没有死。
这份平淡当然让眼前的警察起了疑心，他还很年轻，没学会如何面无表情地藏住怀疑，粗重的眉毛已经拧在了一处。周筱不想让警察进一步怀疑，长舒一口气道：“是这样，死者是我的同事，她是晚报社会部的记者，今年三十五岁，没结婚，独居。她母亲叫冯淑研，退休教师，常住镇山市，我有她的手机号。”
“记者，独居……”警察一边嘟哝一边记录，“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上周五，也就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下午。报社在每周五都有采编部门全体例会。”周筱回答后，立刻冷不丁问了一句，“有遗书吗？”
“有倒是有……”警察顺嘴答了一句，马上意识到这不该说，刚刚舒展开的眉毛又拧在一处道，“问你什么说什么，别瞎打听，你也是记者吧？”
周筱知道这位看起来应该是刚参加工作的警察在怀疑什么，她不想解释她根本就没打算做什么自杀案报道，也解释不清。她只想知道在她看来根本不可能自杀的杨思凡究竟为什么而死，于是强调道：“我是她的朋友，我能认得出她的笔迹。”
警察犹豫片刻，叮嘱周筱不要动转身离开，不久后回来把手机屏幕亮给她看。遗书并不长，风格和杨思凡一贯惜字如金的报道一样，用十分严肃的文笔写道：“尊敬的蒋立女士，我为我在工作中犯下的严重错误感到无比悔恨。事情发展如斯，我不敢奢求您的原谅，只是我已无法照顾小蕊，希望您能在往后的日子里代我好好照顾她。杨思凡亲笔。”
“是她的字吗？”警察问道。
周筱点头，警察又问：“这个蒋立是谁？认识吗？”
周筱摇头，于是警察的眉毛继续干架，问：“那小蕊呢？”
周筱继续摇头，警察叹气道：“一会儿你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
周筱终于失去了平淡，茫然且胡乱地答应，又问道：“我想出去抽支烟可以吗？楼道里太呛了。”
警察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眼神看着周筱，片刻后无言地点头答应，视线始终紧紧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