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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即便周筱用了五年的时间和天灾人祸打交道，也见识过许多的死亡，可一旦意识到身边人的猝然离世是无法逆转的事实之时，一切与死亡有关的经验都会不可避免地崩塌。在那些经验崩塌之后，最麻烦的不是悲痛，而是完全不能抑制的耳鸣和充满酸苦味的呕吐——尽管警察认为周筱是被敌敌畏呛到了，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笔录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冷，空气黏糊糊地潮。

在跨出迎阳市公安局金树区分局大门的一瞬间，周筱就有些记不清楚她到底和警察说过什么了，只记得她机械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很早之前杨思凡就教过她，在突发现场采访，一个高效但残忍的办法是找那些呆若木鸡的死者家属，只要对着他们连环发问，要么会得到咒你全家去死的眼神，要么就会得到你想知道的一切，概率一半一半。显然周筱属于后一半，而警察问话有时候和记者采访也没有太多本质区别。

钻进在分局对面等待许久的夜班车，周筱耳鸣依旧，听不太清楚两个同事焦急的询问。很快一切归于默然，一向寡言的夜班司机乖巧地发动车子，平稳缓慢地驶离。道路总算是周筱熟悉的，是通往报社的路。

到报社的时候，周筱看见薛舟已经在等着了，像苍蝇似的搓着手哈气，在门口那两尊与四层矮小办公楼毫不匹配的石狮附近徘徊，他的脚下全是烟头。记得以前杨思凡说过，石狮子下面埋着用红布包裹的现金，估计有好几万，也不知道社领导从哪儿学来的风水秘术，当真十分可笑。见崔子飞和任欢一左一右搀着周筱，薛舟快步迎了上去，什么都没问，只说“快进来，我开空调了”。

那一瞬间，周筱觉得这位大多数时候都鸡贼且凉薄的领导，总算是有了一点人情味儿。

当然，这份人情味儿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薛舟拧开办公室的门，扶着周筱绕过地上成捆成捆的版样和旧报纸，让她在沙发上坐下，关上门点了烟，踌躇一阵之后道：“听小崔说，你见过杨老师的遗书？”

周筱点头，薛舟又是一阵犹豫，组织了半天语言才问：“那个遗书，怎么说呢，她这个……她有没有提咱们单位的事情？”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问这种问题，但在新闻单位里，最不缺的就是早已不是正常人的领导。在他们尚且还算正常的青年时代，当然经历过每一个新闻人都注定能遇到的种种啼笑皆非，在遭受折磨后，他们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混到了领导的位置，因此必须熟练掌握在丧心病狂和胆小如鼠之间无缝切换的技巧。周筱知道接下来薛舟会面临什么，来自报业集团的质询也许很容易糊弄，可杨思凡的母亲一定会追问这么几个问题：你们是不是连去年的差旅费都没有报销？你们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撤了她的稿？你们是不是逼着她去参加清渝县海参商会的饭局，还让她自罚三杯鞠躬道歉？

假如杨思凡的遗书中充斥着对报社的控诉，而她的母亲又想讨个说法，就凭她长久以来积攒的人脉，总是会有人帮忙的，至少掀起舆情轻而易举。而一家新闻单位的业务掌舵人可以是个无能之辈，但他最好不要让新闻单位本身成为负面舆情的核心。所以比起哀悼和悲伤，薛舟更关心报社是不是会遭到牵连。这确实谈不上正常，但可以勉强称之为理性，新闻人最需要也最稀缺的理性。

“社里这么多烂事，您觉得杨老师能不提吗？我都跟警察说了。”

总是被杨思凡评价为过于老实、根本不适合干这行的周筱，淡淡地说了可能是她人生当中最没有心理负担的谎言，然后起身摔门走人。

事实上，这句话也并非彻头彻尾的谎言，后半句不是。

随着薛舟毫无人性但勉强理性的提问，周筱也必须逼迫自己恢复理性，思考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她总算想起了做笔录时警察的提问内容——他们基本认定了杨思凡是自杀，而动机八成离不开工作的不顺，因为遗书中提到了“工作中犯下的严重错误”，而他们又在卧室床头柜里找到了安眠药。

周筱确实和警察说了许多杨思凡在工作上的事情，但她并不是在夯实警方对自杀动机的探究，而是在试图否认一切。

在这个早就被判定为日薄西山的行业里，工作不顺就是日常的一环，对杨思凡这样总是上下求索的记者来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比雾霾都要浓厚，而她最擅长的就是在压力中挖掘新闻。她总是说，谁给我们制造麻烦，谁就已经气急败坏，这种人身上的烂事就不会只有一桩一件，这时只要稍微深入，必然有所收获。

至于那些安眠药，同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部分长期作息不规律的社会新闻记者都有睡眠问题，周筱自己就是。虽然不算很严重，但每次整整一周的夜线之后，想睡个囫囵觉很不容易。更何况杨思凡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有时候根本不是她轮值夜班，她也会因无事可做而替别人上夜班。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她睡不踏实，所以才跑去上没谁乐意上的夜班，这恰能证明工作并没有让杨思凡焦虑，反而让她乐在其中。

警方推断杨思凡是死于自杀的原因有三个：房间没有入侵痕迹，尸体没有任何外伤，现场发现了亲笔遗书。其中又以遗书最为重要，正因为有了这东西，警方就不会像对待谋杀案那样排查一切，而是会倾向于根据遗书寻找自杀动机。

然而，即便抛开“杨思凡讨厌自杀案，所以她本人绝对不会自杀”的笃定，那封遗书在周筱看来也十分奇怪。

遗书最大的作用就是向某个指定的生者交托信息，死者自然也希望那个指定的生者能尽快看到并且读懂。通常，遗书都是写给亲近之人的。可是，这封遗书不是写给五年来朝夕相处的周筱也就罢了，它甚至不是写给冯淑研的，而是用了一种近乎公函的口吻写给了“尊敬的蒋立女士”。

这人究竟是谁？周筱毫无头绪。

按照遗书的说法，那位蒋立女士似乎与杨思凡的某个工作有关。问题是，作为杨思凡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周筱几乎掌握着她所有的工作动向。事实上，自从周筱转正之后，大部分难度较大的调查新闻都是两人配合完成的，连薛舟都对她们常常绑在一起干活儿颇为不满，认为这是浪费人力。然而，周筱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到底哪一件工作中涉及一个叫蒋立的人。

至于工作中的错误……非要说最近有什么严重错误的话，那大概就是清渝县毒海参事件调查失败这档子事儿了，当然，责任根本就不在杨思凡身上。假如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她真的是自杀，那么她喝下一整瓶之前从海参养殖场带回来的敌敌畏，也许就是在倾诉她的不满，而她想要道歉的对象，或许就是提供了这条线索的人——大部分情况下，一旦记者暴露了身份，又搞砸了调查工作，那么提供线索的人往往也会随之暴露，还会遭遇一连串麻烦。顺着这个思路，杨思凡在遗书中表达歉意，也就能说得通了。

然而，周筱清楚地记得，杨思凡在那次出差之前就告诉过她，线索是一个姓耿的海参养殖户提供的。尽管在调查期间，负责和线人联系的一直是杨思凡，但周筱也听过她称呼对方为“耿先生”，手机里偶尔漏出的声音也是浑厚的男声。

也许蒋立是线人耿先生的妻子，而那个小蕊则是他们的孩子？

好像也不对。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先前她们只和线人电话沟通，并没有登门拜访，而调查很快就被薛舟叫停了，杨思凡不太可能与线人一家建立什么深厚的关系。从离开清渝县到现在，周筱也没有听杨思凡提及此事，毕竟这种类型的工作，失败总是比成功多得多，根本没必要为了彻底折了的线索劳神费力。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遗书的说法是“代我好好照顾她”，这说明杨思凡至少是照顾过那个小蕊的，再结合“往后的日子”这个限定词，或许她照顾小蕊的时间不算短，这很可能属于私人生活的范畴了。周筱不敢说对杨思凡的私人生活了若指掌，但在她看来，杨思凡应该是没有什么私人生活才对，她唯一的爱好是泡在社交媒体和各大贴吧论坛里寻找新闻选题罢了。就这样一个把工作当成一切的人，究竟是在悄没声儿地照顾什么人呢？

也许她的母亲冯淑研知道些什么，但周筱实在是没有勇气在这种时候给她打电话。

前年，她跟着杨思凡去镇山市出差时见过冯淑研，那是个行事风格干脆利落，待人接物又不笑不说话的人。周筱叫她冯老师，她叫她小周老师，她又总是用小名毛毛称呼杨思凡。她们在一起住的那几天，几乎顿顿大鱼大肉，周筱吃到撑不说，还打包带走了三百多个饺子，之后逢年过节又总能收到冯淑研亲手做的各种卤味，以及“帮我看着点儿毛毛，别让她一个人莽”的嘱托。即便周筱口齿伶俐，此时也找不出合适的话与冯淑研沟通，更何况她从来都不善言辞，能做记者这行纯粹是因为她善于倾听罢了。

犹豫之间，倒是冯淑研打来了电话，周筱忙不迭接听，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冯淑研语气果决道：“小周老师，什么也别说了，毛毛遇事绝不会瞒我，她是不可能自杀的。还有，我不认识什么蒋立，但我记得你们单位以前有个叫江莉的记者，就是她带毛毛入行的。别人我都信不过，求求你帮我找人，我有事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