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国家安全理论

从范式转移和议程扩展的视角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要求对现有的安全理论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无政府社会》（ The Anarchical Society ）探讨了三种国际政治传统：托马斯·霍布斯（T. Hobbes）的现实主义，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战争状态；康德（I. Kant）的世界主义，将国际政治作为潜在的全人类共同体，注重国际团结和解决冲突；格劳秀斯（H. Grotius）的国际主义，将国际政治视为国家间合作和有序交往的场域。根据倪世雄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类，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单一范式主导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鸣阶段，以及90年代至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并存的阶段。 以国际关系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参考， 本书从对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有益的角度解读这些主流经典理论，而非全面展示所有安全理论内容。本章主要分析西方学界主流的安全范式，旨在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提供启示。

（一）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范式，集中关注战争与和平。它认为国际安全是有限的，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势不可避免，而获得和保持强大的权力是维护安全的关键。 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场围绕权力的斗争，而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现实主义理论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现实主义的萌芽阶段，起源于17世纪，由霍布斯提出，强调国家的生存依赖于武力和权力的重要性，国家间也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第二，古典现实主义阶段，认为没有任何权威超越国家，国家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安全困境”，也即一国的安全必然引起另一国的不安全。 第三，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由肯尼思·沃尔兹（K. Waltz）提出，主张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行为，认为安全是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权力是实现安全的主要手段。 第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为代表，认为权力的最大化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方式，将权力视为可量化的资源，认为战争是获取权力的有效方式。 第五，防御性现实主义，以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为代表，强调权力平衡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减少战争维持稳定的国际体系。 第六，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吉迪恩·罗斯（G. Rose）为代表，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提升国家影响力，以保障国家安全。 现实主义突出了国际政治中国家间权力竞争和追求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认为加强国家力量和实现权力平衡是维护安全的关键策略。

（二）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亦称理想主义安全理论，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进入低潮。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相互依存度提升，自由主义的国际安全研究再度兴起。经济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成为对国际安全研究影响日增的三大流派，分别发展为经济依存安全论、国际制度安全论与民主安全论。罗伯特·基欧汉（R. Keohane）和约瑟夫·奈（J. Nye）提出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倡导通过合作而非军事手段来维护安全，尤其注重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紧密联系。基于这一理念，自由主义学者运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等分析方法，构建以集体安全为目标、依靠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保障的新自由主义安全观。 综上，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政治正在不断演变，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合作、和平与安全成为其核心议题。即便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不意味着国家持续处于战争状态；正式与非正式机制能有效促进国际合作，稳定秩序。

（三）建构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建构主义学派将非物质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 Wendt）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无政府状态并非国际体系的自然属性，而是“由国家建构的”；国家利益也不应被视为固定不变的，而是国际体系不断塑造的结果。一个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评估会随着其角色和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持续调整。建构主义安全理论主要包括芝加哥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两大派别。芝加哥学派的亚历山大·温特（A. Wendt）、彼得·卡赞斯坦（P. Katzenstein）的《国家安全的文化》（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论述了以规范、制度、文化和认同为核心构成的新国家安全体系。 哥本哈根学派以巴里·布赞（B.Buzan）和奥利·维夫（O. Waever）为代表，主张安全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不能由单一或少数因素完全主导，他们将安全划分为5个主要领域：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同时，提倡通过区域内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和集体互信来实现国家安全。 建构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逻辑认为，当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共同预期导致高度的不信任和相互威胁时，安全困境就会出现；相反，若国家之间能够建立高度的信任共识，则所有问题都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构建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等多领域融合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信息安全作为传统安全的应有属性，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它。我国数据（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并列存在，且相互交织。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给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现实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了突出位置。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显著特征是“总体”，不仅代表全面性，还意味着系统性，要求将安全置于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理解和把握，在“多元有机”整体中审视国家安全的要素，推动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统筹与协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涉及的时空范围更为广泛，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错综复杂，唯有总体把握、系统筹谋，才能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包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指的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因此，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便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个“总体”之一。无论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还是其他领域的安全，都同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因素。国内层面的政治安全体现在国内局势的稳定、政府具备较强的执行能力，以及有效的社会治理；国际层面的政治安全意味着国家主权不受威胁，内政不受外部干涉，并且不存在外部入侵的风险。经济安全则体现为国内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稳定的就业和持续增长的国民收入，同时还包括国际上的全球经济发展、良好的贸易关系和汇率稳定。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全面协调各领域安全，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涵盖政治、军事、领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能、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和数据等多个方面，并将根据形势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规定“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为数据安全的决策、统筹与协调的负责机构，同时明确要求维护数据安全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国加强数据安全治理指明了法律依据。鉴于政府信息公开在实践过程中显现出的多重风险和多元挑战，加强信息公开安全治理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将国家安全理论作为本书开展政府信息公开中安全风险分析及政府信息公开安全治理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对古今国家安全的不同影响，是防范政府信息公开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格局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