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一种全方位的人格力量
子禽,姓陈,名亢,小孔子四十岁,一般被认为是孔子的学生,但存在异议。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孔门十哲”之一,列名“言语”科。他雄辩而练达,擅长经商,被后世誉为“儒商鼻祖”。
孔子五十一岁在家乡鲁国从政,历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摄相事);五十五岁时,因与当政者季桓子政见不合,开始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十四年间,孔子带着学生奔走于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颠沛流离,席不暇暖。各国诸侯虽然也常与孔子讨论政事,但对他的主张往往敬而不用,令其政治理想始终无法在那个时代实现。
本章内容,宛如一幅孔子素描,生动展现了孔子与各国诸侯打交道时的谦谦君子之风。然而,那是一个诸侯争霸、武力称雄的时代,孔子倡导的“礼乐教化”自然不可能见用于当世,就连他本人那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气质,与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都显得那么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毋庸讳言,孔子游历诸国,主要目的就是想从政,而以孔子对历史的认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当然也很清楚,现实政治需要的是权谋和手腕,至少也要精通阿谀取容之术,但他始终恪守自己待人处事的原则,尽管这么做只会让诸侯对他敬而远之。
这就是一个君子不愿与世俯仰、随俗浮沉的操守,而代价就是其道德理想注定要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但是,真正的君子并不会因挫折而变得愤世嫉俗或怨天尤人。周游列国之时的孔子是温良恭俭让的,回到鲁国的孔子依旧是温良恭俭让的——就算我们不能改变世界,至少可以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真正的修行,是以人格完善本身为目的,而不是把人格完善当成求取荣华富贵的手段。因此,即便没有实现从政的愿望,也丝毫不影响孔子自身的品德与修为。用钱穆的话说,“温、良、恭、俭、让”虽然是子贡描述的孔子“表露在外之态度”,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其蕴蓄在心之德养”。
有必要指出的是,关于“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的翻译,其中“温、良、恭、让”可大致对应于温和、善良、恭敬、谦逊,而“俭”却不宜翻译成“节俭”。今天大部分解读《论语》的书都翻译成节俭,其实并不准确。《说文解字》中,“俭”的本义是“自我约束”,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节制”。
朱熹的《四书集注》就作此解释,钱穆也持此说。
把“俭”翻译成“节俭”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节俭”的含义偏狭窄,只不过是“节制”在某方面的表现而已。如我们平时所谓节俭,就是指在金钱和消费方面节省、节制,所以节俭只是节制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节制”则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简言之,“节制”涵盖了“节俭”,而“节俭”则不能涵盖“节制”。
如果说“节俭”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德,那么“节制”几乎可以称为一种全方位的人格力量。一个在消费方面节俭的人,在其他方面不一定就是节制的,甚至有可能是放纵的。但一个具备节制力的人,不仅会在消费方面节俭,还会将这种力量贯注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对自身欲望、情绪的调节与控制上,如食欲、性欲、占有欲,以及喜、怒、哀、乐等。
生而为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释放一定会痛苦,但欲望过度放纵、情绪过度释放绝不意味着快乐与幸福,所以需要“节制”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和掌控。其实,不管是儒家学人还是东西方哲学的修行者,也不论他们关注的是哪些人格品质的养成,“节制”作为一种人格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在古希腊,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学派的众多哲人,都十分推崇“节制”的美德。此外,被誉为“美国圣人”的富兰克林,其在年轻时为自己制订的“修行计划”中,第一项要养成的重要品质就是“节制”。
孔子本人最提倡“中庸之道”,其核心含义之一,就是凡事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必须寻求适度、恰好、中正。而如果没有“节制”的力量,“中庸之道”又如何可能呢?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今译】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儿子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儿子的行为;若是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就可以说是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