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思想的得与失
儒学的一贯宗旨是以修身为本,这不仅是对民众说的,更是对当政者说的。因为当政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天下安危和苍生福祉,所以更应该在修身立德方面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孔子看来,当政者若能以德行来自我约束并治理国家,各级官员和民众自然会上行下效,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出现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局面,一切都会像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运作自如,井然有序。
对此,孟子、荀子等大儒都有类似的论述。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国君具有仁德,天下没有不仁德的;国君行事公正,天下没有不公正的;国君为人正直,天下没有不正直的。一旦国君自身端正了,国家也就随之安定了。
荀子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国君像日晷,民众像日影,晷针端正,投下的影子就正;国君像盘子,民众像盘中之水,盘子圆,水就跟着圆。
自汉武帝将儒学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后,在两千年历史上,儒家的“德治”思想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无疑起到了极大的维护和稳定作用,对历代统治者也起到了一定的鞭策与制约作用。可毋庸讳言,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对统治者个人而言,不论再怎么强调修身,都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软约束,而非制度层面上的硬约束。也就是说,修不修身、修到何种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愿或现实需求,而且没有任何可量化的客观评估标准,所以结果往往是令“修身立德”沦为空谈,或者成为彰显德政的工具。从实际发生的历史来看,真正自觉践行儒家修身思想的帝王实属凤毛麟角,多数人的道德品质与普通人没什么差别,甚至有不少昏君、暴君,其人格品质比一般人还差得多,其失德败行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其次,由于过度强调道德在政治上的作用,导致古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从纵向上看,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固化,儒学日趋神学化,“道德”被推到越来越高的地位,伦理规范越往后越严苛、越违背人性,以致超出了常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典型表现是演变出了宋明以降的“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从横向上看,是一切“唯道德是论”,把各个领域的各种问题都简化和归结为道德问题,动辄挥舞道德大棒,导致理性思考和宽容精神严重缺失。如此,便令“道德”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不仅被历代专制帝王利用,成为统御天下的工具,而且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制造了大量表里不一的假道学、伪君子,即“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上述种种,都是必须予以根除的痼疾。
时至今日,我们固然要认清儒家德治思想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糟粕,却也不宜矫枉过正,将其合理的部分一并摒弃。对于现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儒家的“德治”思想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其一,从立法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立法精神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我们要建设一个健全和良善的社会,首先需要立法者具备清明的理性和较高的道德素质。所以,道德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石。
其二,从司法角度看,法律制度不论如何严密和完备,都需要人去执行,也都有空子可钻,这就需要司法个体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忠于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如果说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那么道德就是它们共同的价值源泉。
其三,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法律是一种高成本手段,而道德是低成本手段;法律只能在犯罪行为发生后予以惩戒,道德则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道德与法律就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今译】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情感真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