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
本章是孔子对其“德治”思想的进一步阐述。
我们在前文说过,不论是从立法、司法,还是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道德与法律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孔子的本意也是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并不是只要德治,不要法治,而是以法治为底线,进一步以德治提升社会治理境界,也就是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这从本章的表述足以看出。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固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因为若没有健全的法治作为保障,道德的约束往往会流于空谈。但毋庸讳言的是,现代社会似乎普遍面临一个现象,就是法律制度日趋严密完备,但犯罪率往往居高不下,且法治越完备的国家,其法律程序的运作成本也越加高昂,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当然,导致上述现象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其中,犯罪率上升和诉讼增多就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这一点,任何国家都难以例外,除非它在本质上尚未迈入现代文明的门槛。
人类的文明形态一定是越往后越复杂、越高级(从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维度而言),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路径,绝对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当现代社会普遍出现治理成本越来越高、治理效率却越来越低的问题时,解决之道绝不可能是“逆文明而行”。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不可能从科技和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退回到田园牧歌式的古代文明;更不可能像老子提出的方案那样,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方式,回归“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乌托邦。
暂且不说这种原始乌托邦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就算确有其事,人类也永远回不去了。换言之,人类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所以,要解决“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问题,孔子提出的“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显然比老子的方案更合理,也更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非但不应该“绝仁弃义”,反而应该践行孔子的思路,在建立健全法治社会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全民的道德素质。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接续仁义的精神传统,重建适配于当代及未来中国人的“礼”(即伦理规范与公序良俗)。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而培养“健全之人民”的方法,无非就是“仁、义、德、礼”而已。梁启超认为,其中“尤以礼为主要之工具”,并称儒家的德治思想为“礼治主义”。
儒家经典《礼记》曾论述“礼”的功用,说:“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大意为: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恶行杜绝于萌芽状态,在细微之处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从而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日益趋近良善、远离犯罪。
梁启超据此解释说:“法禁已然,譬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譬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儒家之以礼导民,专使之在平日不知不觉间,从细微地方起养成良好习惯,自然成为一健全之人民也。”反之,若一味只重法治而忽视德治,“朝制一法律,暮颁一条告,不惟无益,而徒增其害耳”。
当然,如何运用儒学的精神资源提升现代民众的道德素质,是一个异常艰巨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法治建设更为任重道远。其主要困难在于: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古人差异甚巨,几有天壤之别,相应地,孔子的“德治”“礼治”思想在今天就显得缺乏社会土壤。
古代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重视道德义务,相对弱化个人权利,所以礼的规范性和约束力较强。其优势是塑造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且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社会秩序——典型表现,就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数千年而不绝,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其流弊则是压抑了人性,束缚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典型表现就是催生了宋明以降的“吃人的礼教”。
现代人在法治观念的浸润下,普遍注重个人权利,这固然是文明进步的体现,但副作用就是权利意识过度扩张、欲望过度膨胀,以致忽视了道德义务与自身的人格养成。其好处是解放了人性、释放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弊端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道德滑坡、信仰缺位、物欲横流、犯罪增多等社会问题。
因此,如果不对儒家“德治”“礼治”的伦理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做一番去粗取精、吐故纳新的工作,它就很难直接作用于今天,更难以被现代人所接受。本书对《论语》所作的解读,就是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限于《论语》的体例(同一主题往往散见于各篇各章),我们无法对任一主题进行集中和详细的讨论,只能随其所在分别解读。所以,上述话题我们在前文已多有述及,且还将在后文继续深入,此处不赘。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今译】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三十岁能立身于世,四十岁对世事不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听什么话都觉得顺耳,七十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会逾越规矩法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