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修行: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论语》开篇,文字简洁质朴,说法平实浅近,乍一看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历代儒家学人眼中,这几句话却是辞约义丰、言近旨远,足以令人玩味无穷、受用终身。如现代新儒家代表学者熊十力就说:“吾国人于《论语·学而》章,皆能读诵训诂。然试问‘学’是何等义?‘时习’是何等工夫?‘悦’是何等境界?自康成(东汉经学家郑玄)以迄清儒,果谁解此,而况其凡乎?”
熊十力的意思是说,历代学人对于《论语》开篇这几句话,都能熟读成诵,也能辨析词义,但“学”究竟有怎样的含义、“时习”是怎样的工夫、“悦”是怎样的境界,就连从汉到清的大儒,真正懂的都很少,更何况普通人呢?
古代儒者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学而》一章,我们不好下断语,但普通人大多把这一章读错了,或者说是读浅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千百年来,只要是读过书的中国人,几乎都能把这几句话倒背如流,也都认为自己理解了,但很少有人会进一步深究其意。比如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把“学”理解成学习知识,把“习”理解成复习、温习,把“悦”理解成快乐、高兴。
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解读。
如果孔子的本意仅仅如此,那他老人家说的道理未免也太肤浅了,跟心灵鸡汤没什么分别。作为《论语》的开篇,《学而》被朱熹誉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整部《论语》的水准。如果“学而时习之”真是我们理解的这样,那千百年来的无数读书人何以会将其奉为圭臬,并视为自己精神成长和人格完善的终极指南?如果《论语》不具备高度的哲学智慧和普适价值,那儒学又凭什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历代官方的意识形态?
北宋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却嘲笑说《论语》只是“处世格言”,二者反差为何会如此巨大?原因或许就在于——赵普读懂了《论语》,而黑格尔跟我们多数人一样,对《论语》的理解都太过表面化了。
那么,《论语·学而》章的深层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深入儒学的内核,一起来看看“学”是何义,“时习”是何等工夫,“悦”又是何等境界。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学”可以泛指学习世间的各种知识,在儒学的语境中,“学”主要是指“做人的学问”,也就是人格养成之学。如梁启超所言:“孔子所谓‘学’,是要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现代新儒家钱穆也说:“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民国学者程树德也在《论语集释》中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
学习世间的知识,通常是为了掌握某种技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而人格养成与修身之学,其方向和最终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世界上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例如从事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人虽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来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
可见,孔子和历代儒者所说的“学”,其终极目标就是“学为圣人”。
时至今日,像“圣人”“君子”这样的大词往往让我们觉得有些大而无当、虚无缥缈,或者高不可攀、不切实际。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受古代的概念局限。所谓成圣成贤,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指的无非就是精神的成长、潜能的实现与人格的完善。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潜能”,“使人实现完满人性,成为他可能成为的一切”。借用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索》中的表述,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想要“学为圣人”,意味着“他坚持朝着被大多数人称作美好价值的方向前进,朝着安详、仁慈、英勇、正直、热爱、无私、善良的方向前进”。
一言以蔽之,孔子所说的“学”,就是人格养成之学,就是人们追求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整套原理和方法。
既然“学”的对象不是一般的知识,那么“习”自然就不是通常理解的复习和温习。在儒学的语境中,“习”特指修习与践行。
“习”的繁体字是“習”,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其象形义是幼鸟在日光下练习飞翔,是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习”训为“鸟数飞也”。小鸟学飞,当然要反复练习,所以一般把“习”理解成复习并不算错,问题只是搞错了重点。在儒学尤其是《论语》的语境中,“习”的重心不是落在“反复”,而是落在“练习”,即身体力行地去实操、去践行。我们今天的常用词如实习、见习、演习等,更接近孔子所谓“习”的本意,也就是强调行动和实践,因此朱熹才引用程颐的话说:“学者,将以行之也。”
幼鸟若不去实操,不经受风霜雨雪的历练,而是躲在鸟巢里“反复温习”飞翔的要领,它能学会飞翔吗?同理,一个人要养成人格,要精神成长,更是要在事上磨炼,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而不是拿着经典反复诵读就够了。
关于这一点,钱穆就说:“孔子之学,皆由真修实践来。”梁启超说得更清楚:“修养人格,绝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
身体力行,切实受持,凸显的就是一个“行”字,就是要把古人所教“体贴”到自己的身心上,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通过行动去改变旧有的观念、心态、思维方式、情绪模式等等,从而塑造自己的人格。这才是孔子所谓“习”的本意。
简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把“习”理解为“修行”。
王阳明在其心学中再三提撕的“知行合一”,针对的就是学人知而不行、学而不习的毛病。今天很多人经常吐槽“懂得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问题就出在两个方面:一,所学只是一般知识,不是人格养成之学,所以生命无根,人生缺乏最根本的原动力和内驱力;二,对知识的摄取只停留于概念理解的阶段,没有通过修习、践行去获得内在体验和精神转化,也就不可能让知识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相较于西方哲学,“知行合一”无疑是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不过,在西方哲学的源头,即古希腊哲人那里,“行”同样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尤其是在道德人格的养成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对于德行的探讨“不是为了知道德行是什么,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实践,是应该怎样去行动”。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品质必须通过行动而生成。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如许多技术一样,我们想拥有的德行必须通过“实现活动”才能获得。例如,建造房屋,才能成为建筑师;弹奏竖琴,才能成为琴师。同样,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人,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人。
换言之,我们正是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中,有的人成为公正的,有的人成为不公正的;正是在犯难冒险之中,有的人变得勇敢,有的人变得怯懦;欲望和愤怒也是这样,有的人成为节制而温和的,有的人成为放纵而暴戾的。
由上可知,无论东西方,“践行”都是人格养成的必由之路。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学而时习之”的“时”是何意。
有学者把“时”理解为“适当的时候”,这又落入了学习一般知识的窠臼。朱熹对此的解释是:“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就是说,既然是人格的修行,那当然不能是时作时辍、若存若亡的,而应该是每时每刻的事,是一息尚存就不容间断的事,是一辈子的事。若非如此,熊十力怎么会说“时习是何等工夫”呢?在儒学的语境中,“工夫”可不是随便用的词,它代表的是很高的修行境界——只有做正确的事,并把这件事坚持不懈做一辈子,才谈得上工夫。
对此,《论语集释》特意引用了北宋的一则故事加以说明。
北宋宣和年间有两名儒生,一个叫李彦平,一个叫赵仲修,两人都是太学生,同年参加科考,赵仲修及第,李彦平落榜。赵仲修比李彦平年长十岁,便安慰他说:“你年纪还轻,落一次榜又何妨?回去再用功读书便是。”李彦平却充耳不闻,依旧郁郁寡欢。赵仲修便问他:“你应该熟读过《论语》吧?”
李彦平没好气道:“连三尺孩童都读过此书,何必问我?”
赵仲修笑道:“你既然读过,那你说说看,‘学而时习之’的‘学’,究竟是在学什么?”
李彦平一听,竟茫然不知所对。虽然从小熟读《论语》,还是个太学生,可他仍然跟多数普通人一样,从来只会死记硬背圣人之言,却不知道孔子所说的“学”就是人格养成之学,所以赵仲修这一问,一下就点中了他的核心困惑。
见李彦平一脸懵懂,赵仲修才缓缓道:“孔子所谓学,不是诵读讲说的意思,也不是寻章摘句的意思,而是要学为圣人。既然要学为圣人,就不能时作时辍。”接下来,赵仲修说的这句话就可以划重点了:“出入起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人须是识得‘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方可以学圣人。”
李彦平闻言,顿时恍然大悟。
这就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则故事出自李彦平的自述,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由此可见,连北宋的太学生自幼熟读《论语》,都不一定知道孔子“学”的核心是人格养成,更何况今天的我们呢?无怪乎熊十力会用稍嫌武断的口吻说,历代儒者没几个真懂《学而》篇。所以,如今多数人往往读不懂或错解了经典,也实属正常。
赵仲修所言充分说明“学而时习之”的“时”,不是“有时候”或“适当时候”,而是贯穿人的一生,是一生中的每时每刻——不论你处于人生哪个阶段,也不论你处于何种境遇。钱穆也说:“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
所以,用今天的话说,“学而时习之”其实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当然,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也不必矫枉过正,认为“学”就只能是人格养成之学,“成长”只能是道德人格的成长。就今天的语境而言,在学习人格养成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才能与他人和社会进行价值交换;在追求精神成长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唤醒自身内在的各种潜能,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