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线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全文）

去年一月，在搬家之前整理储藏室时，我翻出了一个旧鞋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十几本我童年时写的日记。在叠放的日记本之间，我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封面上用铅笔写着“诗集”二字的装订本，由五张A5大小的粗糙稿纸对折后用订书钉装订而成。标题下方扭曲地画着两条并排的线：一条是从左往上的六级台阶模样的线，另一条是往右下去的七级台阶模样的线。那是某种封面插图吗？抑或只是随手涂鸦？封底写着1979的年份和我的名字，内页用和封面标题同样的铅笔字迹工工整整地写着八首诗。每页下方按时间顺序写着不同的日期。在八岁孩子特有的天真而不熟练的字句间，一首日期标注四月的诗映入眼帘，那是一首两行的连句起始的诗。

爱在哪里？

它在我怦怦跳动的心里。

爱是什么？

它是连接我们心与心之间的金线。 ？

就在那一刻，跨越四十载光阴，那个下午制作这本小册子的记忆倏然浮现：戴着圆珠笔笔帽的短铅笔、橡皮屑，还有从父亲房间里偷偷拿来的大号订书机。我也想起在得知即将搬去首尔之后，自己便想收集、整理那些写在碎纸片、练习本、习题册空白处和日记各处的诗。甚至还想起装订完“诗集”之后，却不知为何再也不想拿给任何人看的记忆。

把日记本和那本小册子按原样放回鞋盒里，在盖上盖子之前，我用手机拍下了写有这首诗的那一页。因为那个八岁孩子使用过的几个词，让我感觉和现在的自己联结在一起。在我的心里、在我怦怦跳的心脏里、在我们的心灵之间。连接它们的金线——一条散发光芒的线。

*

十四年后，我发表了第一首诗；次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由此成了一名“写作者”。又过了五年，我出版了历时三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诗也好，写短篇也好——现在仍喜欢——但我感觉长篇小说的创作有种特别的魅力。创作长篇小说的时间最短也要一年，长则达七年，为此，我把人生的一大段时光付诸其中。正是这一点让我着迷——能下决心用如此代价去沉浸并停留在那些重要而急迫的问题里。

每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都与那些问题同生共息。当我抵达这些问题的尽头——并非找到答案时，那部小说便宣告完成。到那时，我已不再是动笔时的那个人，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被重塑的另一个我，也得以从那个状态中重新出发。新的问题既像锁链，又像多米诺骨牌般叠串，引领我开启下一部小说的书写。

在我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者》的两年（从2003年到2005年）间，我就是如此停留于几个痛苦的疑问之中：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完全成为纯洁的存在？我们能够拒绝暴力到什么程度？拒绝归属“人类”这一物种的人，又会遭遇哪些事情？

小说的主角英惠为了抵抗暴力而拒绝肉食，最终除水之外不再进食，因为她相信自己已经成为植物，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却反讽地一步步接近死亡。事实上，同为主角的姐姐仁惠与英惠无声地尖叫，穿越噩梦与破碎的瞬间，最终仍相守在一起。因为在这部小说的世界里，我希望英惠能一直活下去，所以最后一个场景设定在救护车内。救护车在树丛间疾驰，车窗外的树叶翠绿得如燃烧一般。清醒的姐姐向窗外凝视，仿佛在等一个回答，又像在抗议什么。整部小说就这样停留在提问的状态：凝视、抵抗，并等待回答。

其后的小说《起风了，走吧》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拒绝暴力是不可能抗拒生命与世界的。毕竟，我们无法变成植物，那么我们该如何前行？在这部悬疑小说中，正体与斜体的句子相互碰撞、冲突，主角长期与死亡的阴影搏斗，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朋友的骤逝并非自杀。在最后一幕，我写下她竭尽全力拖着身体在地板上爬行，努力逃离死亡与暴力，也抛出这个疑问：我们最终难道不是得活下去？是否应该以生命去证明真实？

在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失语者》中，我继续深入这一提问：若我们真的必须在这个世界活下去，那可能的临界点在哪里？失语的女人与逐渐失明的男人在各自的沉默与黑暗中孤独前行，最终彼此交会。在写这部小说时，我希望聚焦于触觉的瞬间。小说以缓慢的速度驶向那一幕：在沉默与黑暗里，女人用剪净指甲的指尖在男人掌心写下几个字。在那个光芒四射的瞬间，仿佛永恒一般，两人向对方袒露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想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是：是否通过凝视人类最柔软的部分，触摸那无法否认的温煦，我们最终才得以在这短暂而暴力的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

在完成这个问题的思考后，我开始想象自己的下一部小说，那是在2012年春天，即《失语者》出版不久之后。我想写一部更接近光和温暖的小说，我要用耀眼而透明的感觉来贯穿这部拥抱生命与世界的作品。我之所以在定下了标题、写下前二十页后便停笔，是因为我意识到体内有某种东西让我无法继续从事这部小说的写作。

*

直到那一刻，我从未有过要写光州的想法。

1980年1月，我与家人离开光州，那里在不到四个月后发生了屠杀，当时我九岁。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在书架上偶然翻到倒插着的《光州照片集》，并瞒着长辈读完，那时我十二岁。书里收录了市民与学生被发动政变的新军部镇压，被他们用棍棒、刺刀和枪支杀害的照片。这本照片集是在当时政权严密的舆论管制下，由死者家属与幸存者秘密出版并加以流传，用以对抗被扭曲的真相。年幼的我无法正确理解那些照片的政治意义，但那些被毁了容的面孔却在我的心里固定成一个关于人类最根本的疑问：人，怎么能对他人做出这样的事？然而在同一本书里，我又看到普通民众为了给伤者献血而在大学医院前排着长队的照片。我心里又生出另一个疑问：人，也能对他人做出这样的事？两个看似无法并存的疑问相互冲突，成了我解不开的死结。

于是，在2012年的春天，当我努力想写一本拥抱生命和充满光明的小说时，那两个从未解开过的疑问又一次在我的体内与我相遇。我早已失去了对人类的根本信任，又如何拥抱世界？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前行，就必须面对那道看似不可能解开的难题，而写作是我唯一能穿透这些疑问，继续前行的方法。

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为即将动笔的新小说进行构思，并且想象让1980年5月的光州成为覆盖小说的一个层面。同年12月，在前一天下过大雪的午后，我去了望月洞墓地。在光线变暗之际，我手按着胸膛走出了寒冷的墓园，心里决定：我的下一部小说要直面光州，而不只是将其局限于一个单一的层面。我找来收录九百余人证言的书，花了一个月，每天阅读九小时。然后又扩及光州之外国家暴力的其他案例，把地点与时段放宽，阅读人类在世界各地和历史的长河中反复进行的屠杀的资料。

在研究这些资料期间，我常想起两个疑问，那是我二十多岁每次更换日记本时都会写在第一页上的句子：

现在能否帮助过去？

生者能否拯救死者？

随着阅读的资料增多，我逐渐明白这些问题似乎是不可能回答的。我持续面对人性最黑暗的部分，因此感到过去早已出现裂痕的对人性的信任彻底碎裂。就在几乎放弃继续写这部小说时，我读到了一位年轻夜校教师朴容俊的日记。1980年5月，他在军人短暂撤离后，参与了十天光州市民自治共同体。腼腆安静的他一直留守在道厅旁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直到在军人预告即将回归的那个黎明被杀。他在最后一夜写道：“上帝啊，为什么我必须拥有如此刺痛我的良心？我想活下去。”

读到那些内容的瞬间，我像被闪电击中一般，明白这部小说应该往何处去，也意识到必须把两个问题倒过来追问：

过去能否帮助现在？

死者能否拯救生者？

此后在写这部小说时，我在某些时刻确实感受到过去正帮助现在，死者正拯救生者。我会不时地到那座墓地去，奇怪的是，每次去都是晴天。我闭上眼睛，太阳的橙光便填满眼睑内侧，我觉得那是生命的光芒。我感到光线与空气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包围着我的身体。

十二岁的我看到那本照片集后，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疑问是：人类怎能如此暴力？然而，人类又怎么会同时站在这种压制性暴力的面前？属于被称为“人类”的这一物种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人类的残酷与尊严之间，想要跨越这两座悬崖间那条不可能的虚空之路，无疑需要死者的帮助。正如这部小说的主角少年东浩曾用力拉着母亲的手，朝着阳光照耀的方向走去。

当然，我无法改变那些死者、遗属和幸存者所遭遇的一切。我所能做的，只是赋予他们我自己身体的感觉、情感与生命。因为想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点亮蜡烛，于是我将一开始的场景设定在当时收殓遗体并举行葬礼的尚武馆。在那里，十五岁的少年东浩把白布盖在遗体上，点燃蜡烛，并凝视每一支火焰的淡蓝色烛芯。

这部小说的韩文书名是《소년이 온다》。“온다”是动词“오다”的现在时。当那个少年被以第二人称“你”称呼时，他就会从微弱的光中醒来，以灵魂的步伐向现在走来，越走越近，最终成为现在。我在书写这部小说时才明白，当一个时间和空间以极端的方式兼容着人类的残酷与尊严，并称作“光州”时，光州这个名字便不再是专指某座城市的名词，而是成了普通名词；我也明白了它是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回到我们身边的现在时，即便在此刻这一瞬间也是一样。

*

2014年春，《少年来了》终于完成并出版，令我震惊的是读者来信坦言在阅读此书时感受到的痛苦。我不得不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承受的痛苦和读者所说的痛苦之间的关联。这种痛苦的原因为何？是我们想相信人性，而当信念动摇时，感觉到自我被破坏？抑或是我们想爱他人，但因这种爱破碎而感到痛苦？又或者因为痛苦源于爱，而某些痛苦正是爱的证据？

那年的六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广阔的平野上，稀疏的雪花飘落。平野上种植着密密麻麻的黑色原木，每一根原木后面都隆起一座坟墓。不知何时脚下开始踩到水，回头一看，海水从平野的边缘涌来，我误以为那是地平线。我向自己询问，为何坟墓会建在这种地方？靠近海边低处的骨头没有被冲走吗？趁现在还来得及，上方坟墓里的骨头得赶紧迁走才行。但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连铁锹都没有，水也已经淹到脚踝。醒来后，我看着依旧漆黑的窗户，只觉得这个梦是在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我写下梦境的内容后，我想它会成为下一部小说的开头。

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小说，只是写下几段可能从梦境延伸出去的故事开头部分，却反复搁置。从2017年12月起，我在济州岛租了个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往返于首尔和济州之间，感受济州充斥狂风、光线、雨雪等强烈天候的每一刻。我穿行于森林、海边与村落的道路，感受到逐渐清晰的小说轮廓。我用书写《少年来了》时的方式，阅读屠杀幸存者的证词，查阅资料，凝视那些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残酷细节，最大程度克制地写完《不做告别》。这部小说的完成从我梦见黑色原木与海水涌来的那个清晨算起，已经过去大约七年之久。

在书写小说期间，我在几本笔记本里写下这样的字句：

生命渴望存活。生命是温暖的。

死亡意味着变得冰冷，脸上堆积的雪不再融化。

杀人意味着制造冰冷。

历史中的人类和宇宙中的人类。

风与洋流，贯通全世界的水与风的循环。我们是相连的，我祈祷我们是相连的。

这部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旅程是叙述者庆荷从首尔出发，为拯救一只鸟，穿越暴雪前往济州深山中仁善家的横线，那么第二部分则可以说是沿着一条垂直路径，带领庆荷和仁善一起走向人类最黑暗的夜晚——1948年济州岛平民遭到屠杀的那个冬天，并深入海底。最终的第三部分则是两人在那海底点亮蜡烛。

尽管这部小说是庆荷与仁善这两个朋友如同传递蜡烛一样，共同前行的故事，真正的主角却是与她们两人都有关联的，亦即仁善的母亲——正心。她在大屠杀中幸存，毕生努力想找回所爱之人，哪怕是他的一块骨头，以之为其举行葬礼。她拒绝停止哀悼，怀抱痛苦对抗遗忘，永远不做告别。在关注她毕生怀抱痛苦与爱生活，其密度和热度未曾改变过时，我仿佛在问：我们究竟能爱到何种程度？哪里才是我们的极限？我们必须爱到什么程度，才能在最终保持人性？

*

在《不做告别》出版已过三年的现在，我仍未完成下一部小说。在完成《不做告别》之后，另一部应该动笔的小说已经等待我许久。那是一部在形式上与《白》相连的小说，我想把我的生命，哪怕只是短暂地，赋予我那出生仅两小时便离开人世的姐姐，同时也想探寻我们体内永远无法被摧毁的部分。正如以往一般，我依旧无法预料何时会完成，但我会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写下去，把已写成的书留在身后，继续向前。直到我转过某个角落，发现这些书再也不存在我的视野中。在我生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走到最远的地方。

在我远行时，我写下的书也将拥有独立的生命，它们会随着自己的命运去旅行。车窗外绿色的火焰燃烧，而救护车内两姐妹永远相依在一起；在黑暗与沉默中，即将找回语言的女人用手指在男人的手掌上写字；出生仅两个小时就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的姐姐，和直到最后都对孩子说着“不要死，求求你不要死”的我年轻的母亲。那些灵魂能走多远呢？那些在我闭上的眼睑内凝聚成橙黄色光的灵魂，那些用无法形容的温暖光芒将我包裹的灵魂能走多远呢？那些发誓不做告别的人的烛火会走向何处呢？那些在每一个屠杀现场、在每一个被极度的暴力所摧毁的时间与空间中点燃的蜡烛，它们乘着从烛芯到烛芯、从一颗心脏到另一颗心脏的金线，能去向多远呢？

*

在我去年一月从旧鞋盒里找到的小册子中，存在于1979年4月的我曾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

爱在哪里？

爱是什么？

直到2021年秋天《不做告别》出版之前，我一直认为以下两项是我的核心问题：

世界为何如此暴力和痛苦？

同时世界又为何如此美丽？

长久以来，我一直深信这两个问题间的张力与内在挣扎是推动我写作的动力。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长篇作品，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不断变化和向前开展，唯有这两个问题始终如一。然而从两三年前，我开始怀疑：难道直到2014年春天《少年来了》出版之后，我才第一次提出关于爱——那连接我们之间的痛苦的问题吗？从我的第一部小说到最近一部，难道我所有问题的核心不都是一直指向爱？难道爱才是我生命中最久远、最根本的基调？

1979年4月的那个孩子写道：爱存在于名为“我的心脏”这个私人场所（“它在我怦怦跳动的心里”）。至于爱的本质，她这样回答：“是连接我们心与心之间的金线。”

写小说时，我会使用自己的身体。我动用所有感官细节，去看、听、闻、尝；感受柔软、温暖、冰冷和疼痛；感受心脏跳动、干渴与饥饿；走路、奔跑，迎接风和雨雪，握紧双手。作为一个必将走向死亡的存在，我感受着温暖的血在身体里流淌，我将这种鲜活的感触如电流般注入句子，当这种电流传递到读者时，我总是震撼与感动。那些瞬间我感觉到语言是连接我们的线，那根线上流淌着生命的光与电流，而我的提问也与之相连。我向已经通过这根线与我连接和未来有可能相连的所有人，致以深深的感谢。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全文©The Nobel Foundation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