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柏杨先生的名著《中国人史纲》已经问世近50年，在海峡两岸多次出版，现在又将推出新的版本。作为这部书的老读者，受出版方嘱托，我简单谈谈对这部书的认识和感想，或许能够对年轻读者略有参考价值。

1987年，设在长春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史纲》，这应当是该书在大陆的第一个版本。它似乎不过是又一部中国古代通史（实际上全书结束于1900年，比大陆习惯上说的“中国古代”略长）。以我而言，《中国人史纲》在大陆出版大约5年后才开始关注。当时我正式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打算承担公共选修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的教学任务，找各种中国古代通史来看，《中国人史纲》也在被搜罗之列。读后的感觉是，尽管书名看上去相对平淡，但实际上它与我搜罗的其余（表面上的）类似著作存在巨大差异，是一部非常不同的书。实际上直到今天，它在同类题材著作中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人史纲》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它的框架结构和写作风格。框架结构方面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首章以“历史舞台”为题，在进入历史叙述之前先扼要介绍中国的地理环境，包括地貌、城市、地理区域等要素。这方面内容是任何一部中国通史著作都应该有的，实际上却是绝大部分没有。

第二，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二章为神话时代，第三章为传说时代，第四章为半信史时代，第五章以下为信史时代。在此需要指出，本书可以说是从单一文献视角来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即使上古时期也几乎完全依靠文献记载写成，包括神话、传说和未经考辨的经书、史书内容，等等，基本没有使用考古材料（仅在商代简略提到了甲骨文和殷墟），这应当说是它的不足。但是，考虑到作者当年在监狱中写作的困难条件，上述不足是可以理解的。近百年来，考古发现日新月异，在上古历史写作中如何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融会在一起，是一个长久的难题。本书回避了这方面的困难，直接采用《纲鉴易知录》一类古代史书的写法，实际上更具有可读性。只不过，读者有必要适当了解上述写作背景。

第三，具体写作以“世纪”为单元。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开始，本书即由此进入信史时代。第五章提出“信史时代”概念，并简述公元前841年所在的公元前9世纪历史。以下直至全书末章（第三十二章），每章叙述一个世纪的历史，由公元前8世纪直至公元19世纪。因此，本书也可以称为“20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对于打破朝代界限、以世纪为叙事单元的结构，作者在自序里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时，我们固以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

与此相联系，书中年代也都一律使用公元纪年，不用传统的年号纪年。作者说：“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第四，自第二章进入历史叙述开始，每章都辟有“东西方世界”专节或相应内容。这是本书的一大创举，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范围内观察，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似乎是其他所有同类著作（至少是有较大影响的同类著作）都没有做到的。本书以“世纪”为单元的叙事结构，将中外历史置于同一坐标轴下，非常方便对照。具体而言，主要是按年代列出世界其他地区的大事，然后对应列出相同或相近年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告诉读者，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某件大事时，中国历史大概走到了哪一步。尽管比较简略，但对读者已经大有裨益。

《中国人史纲》的写作风格同样十分独特，尤其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作者叙事具有强烈的人民视角，或者说人本主义视角。在展现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巨大成就的同时，较之其他同类著作，用更多笔墨揭示了古代专制统治的残暴和黑暗，以及统治者的丑恶、腐朽和荒诞，对王朝周期律下普通百姓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和感慨。对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作者也更多地持批判态度。矫枉或不免过正，但就“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原则来说，本书当之无愧。

第二，与上一条相关，书中凡提到帝王一律直书其名，不用谥号、庙号之类追加称谓。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处理方式。自古以来，除去少量特殊情况，官私文献提及帝王（无论本朝还是前朝）皆以谥号或庙号相称，也有使用年号、陵号的，总之不提原有姓名，约定俗成，不以为异，直至当代学术论著几乎全都如此。本书一反其道，打破帝王的光环和包装，在称谓上把他们降到普通人的地位，就历史书写而言是一种积极的改进。当然，今天提到帝王一般仍称某祖、某宗、某帝，虽不尽合理，但久已形成习惯，很难骤然改变，而且也确有方便之处。因此，本书这方面的处理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

第三，为方便读者理解，书中出现古代官名时，通常用括号注出大致对应的现代官职名称。或者反过来，直接使用现代官名，再用括号注出当时的官名。古代官制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一向是阅读史书的障碍，令初学者望而生畏。本书把古代官名一一对译出现代含义，是件吃力未必讨好的工作，因为古今官名有些时候很难准确对应，只能取其仿佛。然而，这方面的努力毫无疑问会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第四，本书可读性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书中穿插了大量生动的历史故事，尽量使用故事来说明历史现象和评论历史人物；二是文字隽永，不仅通俗流畅，而且具有鲜明的杂文风格，其诙谐或尖刻常出人意表，实又在情理之中。读者只要随手翻阅一下书中片段，自会留下深刻印象。

第五，书中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一些独到之见。例如，将战国至西汉、唐朝前期和清朝“康乾盛世”称为中国古代的三个“黄金时代”，其中又将战国至西汉称为“大黄金时代”。作为对照，明朝却被称为“大黑暗时代”。类似的提法还有一些，包括若干概念的使用，都可能引发争议，但这正是作者的风格，即常有惊人之语，不会追求四平八稳、貌似“客观”“全面”的表述方式。另外，这也与他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学术背景有关。

总之，本书不是一部教科书，不一定适用于考研复习，但却是一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闪烁智慧和情怀的著作。这也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

谨序如上。感谢柏杨先生遗孀张香华女士对我的信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帆
202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