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功徐方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增援陶谦时仅有“兵千馀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 ，陶谦对刘备一见倾心，授予丹杨精兵四千，刘备便从田楷门下转投陶谦。

分析史书文本便不难发现，镇守平原期间，刘备可以拨出“精兵三千”驰援北海，待到进入徐州之时，刨去临时收编的数千饥民，刘备的全副家当只剩下了“兵千馀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足见，在征战青州的过程中，刘备所部损失惨重，而这一损失并未得到及时弥补。再者，陶谦火烧眉毛，有求于田楷，如果未得到后者许可，刘备此番“跳槽”显然难以实现。由此可见，刘备在田楷手下并不受重视，陶谦也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挖了盟友的墙脚。

然而，刘备的直接上司田楷属于公孙瓒系统，这一场跳槽，本质上跳的是公孙瓒的槽。须知，刘备与公孙瓒是同窗好友，昔日仕途潦倒之时，正是老同学伸出援手，使刘备成为俸禄二千石的平原相，得以登堂入室，在乱世中占有一席之地。兄弟本是同林鸟，未见大难各自飞，实在不够意思得紧。但考诸史料，又别有一番滋味。

《三国志》称公孙瓒“记过忘善，多所贼害”。《后汉书》亦称其“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真可谓“望之不似人君”。常山赵云率义军投奔公孙瓒，被拨至刘备麾下掌管骑兵。二人一见如故，相交莫逆，但赵云对公孙瓒集团的前途悲观已极，最终假托兄长丧事，一走了之。 当刘备与赵云“捉手而别”，风萧水寒之际，有何感想？

忠勇无双如赵云也成了“叛徒”。刘备本是令主，赵云本是义士，原当成就一番君臣知遇的古今佳话，末了却落了个“捉手而别”。“成大业者必以人为本。”无人夫复何言？以刘备的政治敏感与识人之能，自然知道老同学的斤两，也能揣测出自己的政治前途。跟随，只能玉石俱焚。背叛，有违朋友之义。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刘备是政治家，所以很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生存。同样，陶谦如此厚遇名不见经传的刘备，也是为了生存。徐州人口众多，财力丰沛，且有丹杨精兵为爪牙，账面实力极其可观。末了，却在曹操的攻击之下一败涂地，这实在有违常理。兵精、粮足，坐拥主场优势，落得如此下场，显然是指挥出了问题，“此病在一人耳”。

陶谦本是儒生出身，将略非其所长，手下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名将，自然不是“用兵仿佛孙吴”的曹操的敌手。国难思良将，急于补上军事指挥短板的陶谦见到了刘备，真可谓大旱之遇甘霖。刘备本人是边郡出身，久历战阵，军功累累，左右手关羽、张飞更是威名赫赫的“熊虎之将”“万人之敌”。取长补短，名将统精兵，这等如意算盘，陶谦岂有不打之理？于是，一番沟通之后，刘备与陶谦开始合作，就此开启了徐州的征战历程。

然而，史书对于刘备参战后的表现却仅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一笔带过：

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易言之，刘备刨去在曹操手下吃了场败仗，别无事迹，真是乏善可陈。众所周知，《三国志》的《魏书》部分主要取材于曹魏国史《魏书》，为曹魏人物夸胜讳败本是常事。蜀汉则未修国史，“行事多遗”，重要人物的早年经历更是大量湮灭。徐州战后，刘备声名鹊起，“骄而自矜”如陈登者，亦称他“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佩服得五体投地。曹操称刘备为“英雄”，程昱亦称备“有雄才”。同时，关羽、张飞为“万人之敌”亦成为曹操集团的共识。如果刘备集团的表现果真不堪，敌我双方显然不会有如此反应。彼时的第三方记录，如陈琳为袁绍所作的檄文中即称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地夺于吕布”，也即兖州为吕布所夺；“躬破于徐方”，则是指曹操本人在徐州败北，二者是可以相提并论，对曹操集团造成严重打击的大事件。当然，檄文本身可能是政治宣传，但也有可能是《武帝纪》又发挥了夸胜讳败的传统艺能，将曹操所受挫折一笔抹杀罢了。

结合刘备集团在此役过后取得的声望，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个“躬破于徐方”的大新闻就是出自刘备的手笔，抑或刘备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就此登堂入室，成为一颗冉冉升起于乱世的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