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地中海
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如何塑造东地中海的历史?
东地中海区域景观丰富多变,孕育了类型各异的居住方式、文化生活和经济形态。对比最为鲜明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区土地富饶,人口稠密,农业生产兴旺,城市贸易繁荣;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的一些地区则属于沙漠和半干旱地带,人口有限,经济活动障碍重重。早在古代晚期之前,农耕地区与非农耕地区之间就存在复杂的互补关系,在物物交换时尤为明显。但这种关系又充满不确定性:史实表明,那些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既可以扮演贸易和通婚的对象,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掠夺性的侵略者。
农业生产:帝国经济和社会的基石
农业生产对古代晚期的三大帝国来说极为重要。事实上,这种重要性适用于近东地区任何一个前现代帝国。最高产的土地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西部、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和胡齐斯坦两省,尤其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与尼罗河(埃及)三条大河周边肥沃的灌溉区。能否掌控上述至少一处农业产区,直接决定着近东帝国的兴衰成败。因此,古代晚期,围绕这些区域不断上演激烈的争夺战——伊朗与罗马之间的斗争,以及后来阿拉伯帝国一再试图控制这片沃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个帝国都采用成熟的近东帝国的治理模式。拜占庭和萨珊均得益于罗马时代早期(尤其是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修建的道路、桥梁和渡槽网。密集的基础设施强化了军队的机动性能,军事调动更加高效。贸易和通信也从基建中受益。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些基建网络有力地保障了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邮政与运输需求(无论在国家层面抑或私人层面)。帝国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农业经济。萨珊君主投入大量资源,维护伊拉克和胡齐斯坦的灌溉系统。人们耗时数百年,在伊朗地下建成了庞大的坎儿井
,它对萨珊王朝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经济衰退,也直接源于这一复杂的灌溉系统遭到破坏。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居民大多生活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和村庄里。他们种植并销售农作物,养殖、买卖和劫掠牲畜,广泛参与当地经济活动。政客和军人掌控城市主导权,商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贸网络将地中海东部与更远的地区连为一体,商人的生计财富与这些网络息息相关。
古代晚期,商贸活动也影响到近东的宗教发展。商人不仅带来货品,也带来了自己的信仰。他们往来于不同区域,商贸活动成为宗教的传播渠道。类似情形也存在于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印度和亚欧大陆西部地区的贸易路线。近东的商贸活动与中亚和东方的商贸活动紧密相连。这是新兴的宗教传统(尤指那些所谓“普世主义”宗教)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扎根的多种方式之一。普世主义宗教的吸引力超越地区、语言、种族和文化差异,其基本主张适用于全人类。例如,圣典的教义——无论是基督教传统下的福音书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被视为包含绝对真理,适用于各个民族。普世主义信仰的核心思想根本有别于本地大多数传统信仰(所谓“异教”)。后者的信仰实践一般仅限于特定地区、特定群体。普世主义信仰在古代晚期的传播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东部地区。
大事年表
1 阿尔达希一世于224年推翻帕提亚王国,于226年加冕。——编者
2 哈里发:字面意为“真主的代理人”,伊斯兰国家或哈里发国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宗教与普世主义信仰的兴起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宗教生活——无论是所谓异教信仰还是日后取而代之的伟大的一神教传统——深受希腊文化影响(见第四章)。学者、圣人、教师和拉比从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哲学、文学和文化中汲取养分,试图解决人类生存的最深层问题。希腊化的思想成果和社会模式跨越了文化边界:萨珊社会和拜占庭社会都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前4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东征打开了希腊文化进入伊朗的大门。希腊文化甚至穿越叙利亚南部沙漠,进入了阿拉伯半岛。
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信仰异教。“异教”
是一个拙劣的名词,指普世主义信仰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扎根之时,当地尚在盛行的源自古代的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异教传统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传统。这些多神论思想在基督教兴起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们数量众多,种类繁杂,要精确研究异教历史,实为不易。许多规模较小的信仰团体几乎没有文字记录或实物遗存。早期基督教文献记录了古代晚期宗教生活的基本情状,大肆批判异教徒的观念与实践。
这些记录告诉后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直接导致异教衰落。除基督教外,另外还有四种宗教传统或者形成于古代晚期,或者在仪式、教义和管理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特征差异。它们散发着普世主义的魅力,与本土异教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五种宗教传统中,除了摩尼教
,其他四种均延续至今。其中当数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的历史最为久远,它们发展至前5世纪均已根基深厚,尽管它们都宣称自己拥有更早的起源(见第一章)。历史相对较短的是公元1世纪出现的基督教(见第五章)和7世纪出现的伊斯兰教
。
摩尼教起源于其创始人摩尼(约216—约276)的教义。摩尼出身贵族,后来成为先知。他最早在印度面向佛教徒传教,之后返回伊朗,得到萨珊君主沙普尔一世的支持。摩尼既是画家,也是圣歌作家,他将宇宙构想为光明与黑暗力量交锋的战场。摩尼教体系具有鲜明的二元色彩。它的教义及其在伊朗和其他地区的迅速流行,招致琐罗亚斯德教神职人员(麻葛)的嫉妒甚至攻击。
3世纪70年代,由于他们的构陷,萨珊王朝开始反对摩尼。摩尼被判入狱,最终死于伊朗西南部的宗教学术中心贡迪沙普尔。摩尼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大量借鉴基督教和其他信仰体系的思想。摩尼有意识地大量借鉴这些传统,将其编织成一套独特的思想系统和实践指南。例如,摩尼认为,耶稣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是光明和知识的源头。
琐罗亚斯德教同为二元信仰,由先知琐罗亚斯德创立。琐罗亚斯德大抵活跃于前6世纪初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很早就相互接触,其教义和仪式也对后两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阿契美尼德王朝,或者说波斯王朝(前558—前330)作为古代伊朗第一个伟大王朝,与琐罗亚斯德教义和祭司阶层紧密相关。进入古代晚期,琐罗亚斯德教获得进一步发展,两部重要著作均在此间问世——《波斯古经》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圣典,《赞德》则是对前者的专门注释。
犹太教也在古代晚期实现了长足发展。这里的所谓发展,主要围绕伊朗萨珊王朝而言,那里有成熟的犹太社区。这种发展还出现在罗马人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拉比制度,也就是犹太法学博士制度,走上历史舞台。拉比制度是犹太人重要的教育和组织元素,其影响力延续至今。经过长期斗争,拉比制度取代了犹太宗主(exilarch)
的地位。拉比也扮演教师、律法解释者和宗教楷模的角色。拉比学校的领导人代表犹太社区与萨珊人往来互动,或者与其他宗教团体展开论辩。《塔木德》是一部有关古代律法和礼仪文献《密西拿》的注释合集,它的成文版本就可追溯到萨珊王朝时期。
基督教创立于1世纪。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基督徒一直在努力传播信仰。他们既要解决基督教内部愈演愈烈的纷争,还要面对罗马官员时而迫害时而宽容的反复无常。4世纪初,基督教的地位突然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永久性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官方地位,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罗马帝国的实力与基督教思想从此交织在一起。拜占庭成为基督教国家,而得到国家力量扶持的基督教又成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主要信仰。这一变化影响深远,不管是对基督教会的历史来说,还是对整个非基督教世界来说。
伊斯兰教是古代晚期创立的主要宗教之一,发源地点可以追溯至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中西部的希贾兹。根据阿拉伯-伊斯兰史料的说法,商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即“……之子”)在四十岁时受大天使加百列呼召,接受神的启示。这些启示被记录在《古兰经》
(意为“诵读”)里。它所包含的教义深深植根于古代晚期的传统。《古兰经》既吸收了一神论的丰富遗产,又借鉴了希贾兹当地的异教传统,并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竞争性与复杂性是古代晚期宗教话语的两个主要特征。各个宗教派别的代表人物都使用独特话语描述本教的教义,由此每一种宗教派别都形成泾渭分明的边界:每个信徒团体都认为自己有别于他者。竞争通常指向问题辩论,涉及著述、讲道以及正式辩论,学者、传教士、朝圣者和神职人员纷纷发表对宗教真理的基本看法。在古代晚期的宗教生活中,与祷告、朝圣和兴建神庙、教堂或清真寺一样,问题辩论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而当统治者要求民众接受自己的信仰时,竞争往往会演变为暴力。
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人员竭力否定摩尼的教义。4世纪晚期,摩尼教在近东帝国逐渐消亡。在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中都遭到打压的摩尼教,未能走过古代晚期。与之相似,随着基督教日益兴盛,异教信仰成为口诛笔伐和武力打击的目标。随后,伊斯兰学者、旅行者和朝圣者终于意识到,必须正面回应来自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责难。这一决定在伊斯兰教早期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