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兰帝国
哪些因素推动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迅速扩张?
穆罕默德离世后,谁来领导穆斯林成为一项挑战。先知是否任命了继任者?阿拉伯-伊斯兰史料观点不一。但是,各种文献来源都指出,麦地那的一群男性长者决定选出新领导人。麦地那信士与麦加信士之间存在分歧,后者的规模又与日增加,这让确定新领导人一事变得更加复杂。而麦加的地方领袖早年大多反对穆罕默德。经过协商,艾卜·伯克尔接任穆罕默德的领导职责。后世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称其为第一位“哈里发”(caliphs)
,意即“真主的代理人”。其职衔被称为“哈里发”(caliphate)。不过“哈里发”一词最早何时开始使用,尚待进一步考证。更可能的情况是,艾卜·伯克尔及其继任者通常被称为“信士们的长官”(amir al-mu'minin)。
正统哈里发与伊斯兰内战
穆罕默德之后的四位继任者被称为正统哈里发(Rashidun,意为“正确引领”)。他们是:艾卜·伯克尔(在位两年);欧麦尔一世(634—64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阿里(656—661年在位)。在他们的领导下,麦地那的穆斯林社群实现持续发展。四人也都致力于确立并巩固哈里发的基本权威。尽管如此,四人都未能避免战争。艾卜·伯克尔掌权后,很快发动针对某些阿拉伯部落的里达战争(Ridda wars)。那些部落曾经宣誓效忠先知,先知离世后却纷纷脱离伊斯兰世界。四位哈里发都曾努力界定其职位的性质与权威,这些争议终于导致内战爆发(656—661)。原本同属古莱什部落的三个分支严重不和,他们对权力的追逐导致伊斯兰社会彻底分裂。阿里家族和阿拔斯家族(属于先知叔叔阿拔斯的后裔)均与先知同源,出自哈希姆(Banu Hashim,属于哈希姆的“子孙”)家族,第三支是倭马亚家族。
倭马亚人奥斯曼任哈里发期间,伊斯兰内战(Great Fitna)就已经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656年,奥斯曼遇刺身亡,内战终于爆发。奥斯曼是一位引发巨大争议的哈里发,他的家族历史是这样的:早年间,阿布·苏富扬(卒于653年)曾经领导倭马亚人激烈反对先知。不过,穆罕默德战胜麦加势力后,选择原谅倭马亚人,倭马亚人也很快恢复了影响力。奥斯曼确定了《古兰经》的权威定本,但他偏爱倭马亚人,处理地区事务时也较为随意,涉及当时已属阿拉伯-伊斯兰势力范围的埃及,尤其不够审慎。这些做法影响了他的声誉。他遇刺身亡后,支持者认为他治理有方,必须严惩凶手。批评者则提出不同看法,直指他的诸多过失。
奥斯曼的继任者阿里在位期间,冲突依旧,甚至愈演愈烈。阿里因与先知存在亲缘关系(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同时长期服务于伊斯兰社会,最终走上领导之路。但是先知遗孀阿伊莎反对阿里的领导。她和麦地那的其他领导人认为,应该通过协商和辩论来选择奥斯曼的继任者。在伊拉克军队的支持下,阿里在“骆驼之战”中(656年)击败对手。但是挑战远未结束:现在,他必须面对来自叙利亚的倭马亚领袖穆阿维叶。
作为奥斯曼的亲戚,穆阿维叶明确表示,只要刺杀奥斯曼的凶手没有受到惩罚,他就拒绝承认阿里的权威。穆阿维叶得到了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以及麦加方面的强力支持,终于决定出手争夺权力。他承诺要将战斗最终带入叙利亚北部的拜占庭帝国,这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号召力。
面对穆阿维叶的强硬对抗,阿里别无选择,只能放手一战。双方交战时断时续,数月后终于开始谈判。谈判于657年在伊拉克南部的隋芬举行,但并未达成任何协议。阿里同意与穆阿维叶谈判,意味着他在事实上承认了穆阿维叶与自己地位平等。不仅如此,穆阿维叶拒绝称呼阿里的官方头衔“信士们的长官”,阿里却并未做出针对性的回应。这些事件都极大地损害了阿里的威权。
一些昔日的阿里支持者心生不满,他们宣布脱离阿里的领导。这些人数量有限,但发出了极大的声音。他们被称为“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字面含义为“那些离开的人”)
。这一名称或许源自《古兰经》(“谁从家中出走,欲迁至真主和使者那里……真主必报酬谁。”第4章第100节)。阿里对哈瓦利吉派进行了镇压,但在661年,一名哈瓦利吉派成员刺杀了阿里。
阿里遇刺身亡,穆阿维叶接任哈里发。他为人敏锐又不失宽容,在位将近20年,其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大本营,执掌政权近一个世纪,直到8世纪中叶被革命运动推翻。一般认为,倭马亚王朝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其一,推动近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化;其二,推动伊斯兰教思想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传播。以此而论,穆阿维叶成为哈里发,绝不意味着权力更迭而已,更意味着阿拉伯-伊斯兰历史由此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时期。大马士革及周边地区商业繁荣,农业兴盛,便于获取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所需的资源。反过来,叙利亚的地理位置让执政者能够快速进入并控制周围地区。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掌控着蓬勃发展的帝国,他们拥有的财富之多,远超穆罕默德及四大正统哈里发。一如此前罗马和萨珊的统治者那样,哈里发已经成为皇帝。但是,他们的权威也不断受到冲击挑战。
阿拉伯-伊斯兰的征战
根据早期阿拉伯文献的记载,穆罕默德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很可能多次组织小型征战,将领土拓展到阿拉伯北部和中部的牧区和城镇。他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战前动员,包括邀请信士、承诺利益回报、以武力胁迫等。继任者们也将游说、谈判和武力相结合,继续组织征战。几年之内,包括也门和阿曼在内,阿拉伯半岛一直在麦地那的掌控之中。此后,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开始向北和向东进攻拜占庭和萨珊的据点。有证据显示,先知本人曾在叙利亚南部组织调查拜占庭的防御能力。针对这两大帝国直接持续的攻击则由其继任者发动,尤其是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阿拉伯语和非阿拉伯语文献都记载了阿拉伯军队的征战。其中叙利亚语文献数量较多,作者多为基督徒。他们用文字抵抗阿拉伯侵略者的教义(和军事占领)。亚美尼亚、犹太和萨珊方面的文献也表达了相同主旨。至于阿拉伯语文献,它们对事件的记录和传播存在一定问题,原因或者在于它们成文时间较晚。此外,它们所记述的伊斯兰后期个人和部落在战争中的实际角色或许也存在问题。作者可能基于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捏造某些内容。阿拉伯语文献的确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需要认真辨读。
将这些文献放在一起阅读,我们看到,起初阿拉伯军队只是在叙利亚南部进行零星攻击,后来他们野心勃勃地发起了大规模攻势。拜占庭的防御被接连撕破,城镇相继沦陷于阿拉伯-伊斯兰军队之手。635年,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未来的首都)沦陷。阿拉伯-语文献将这一重大胜利归功于阿拉伯-穆斯林指挥官哈立德·本·瓦利德(约卒于642年)。阿拉伯军队在约旦和叙利亚接连取得胜利,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派出一支庞大的新军与之对抗,但收效甚微。636年夏末,人数处于劣势的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Yarmuk)河畔战胜了拜占庭军队。阿拉伯-伊斯兰军队控制了叙利亚,同一时期也占领了耶路撒冷。
进入7世纪30年代后期,阿拉伯军队已经深入萨珊境内。637年,卡迪西亚(al-Qadisiya)爆发激战。在萨德·伊本·阿比·瓦卡斯(Sa’d ibn Abi Waqqas,卒于670年代)的领导下,阿拉伯军队击败萨珊军队。在此期间,还打开了伊拉克大门。不久,萨珊王朝的中心城市泰西封
也被攻破。阿拉伯-穆斯林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adhuri,卒于892年)整理的编年史提到阿拉伯军队在泰西封搜刮战利品。它们种类繁多,价值不菲,很快就被瓜分一空。641年前后,一场终极对决在纳哈万德(Nihavand)爆发。早期阿拉伯文献称之为“胜利中的胜利”,它彻底结束了萨珊王朝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最后一位君主伊嗣俟被驱赶到呼罗珊,最终在马雷(Marv)附近遇袭身亡。伊朗丰富的农业和商业财富彻底落入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手中。
在西部,倭马亚人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约卒于668年)率军从巴勒斯坦南部进入埃及。麦地那派出增援力量,帮助他拿下拜占庭帝国在巴比伦的要塞赫利奥波利斯,并最终在641年占领亚历山大城。阿拉伯-伊斯兰军队穿越北非,进入伊比利亚半岛。此时,西班牙还属于西哥特人,后来便成为阿拉伯语中的“安达卢斯”。至此,内战促成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从麦地那转移到大马士革。从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西班牙一直到伊朗和印度北部,这一大片区域都将成为穆阿维叶及其继任者治下的新疆域。
阿拉伯-伊斯兰的征战何以迅速成功,历史学家试图做出合理解释。7世纪初,拜占庭和萨珊的确内外交困,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它们已经衰败。阿拉伯-伊斯兰军队要击败这两大帝国,绝非易事。研究早期伊斯兰历史的学者指出,有两个因素或许发挥了重要影响。其一,先知及其继任者能够集结联合阿拉伯部落——各派力量在相对集中且等级分明的领导下一致对外,暂时搁置彼此的部落身份与矛盾冲突。第二个因素与动机有关。《古兰经》和先知的教导,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图景,既承诺今生来世有望获得的回报,也倡导建立一种由神圣启示所启发的新社群。在审视阿拉伯-伊斯兰军队早期的成功时,这些思想观念的现实作用不容忽视。
倭马亚王朝
今人对倭马亚王朝的基本认知主要来自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献。750年,阿拔斯人以暴力政变取代倭马亚人执掌政权(见第七章)。为了巩固政权,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特意笼络历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这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屡见不鲜又行之有效的惯例。倭马亚王朝的合法性不断遭受批判质疑。例如,倭马亚领导者被写作“国王”(king)。这一称呼实含贬义,意在将他们与真正的哈里发区别开来。这种做法是一种帝国宣传手段,与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的萨珊石刻的作用相似,旨在将阿拔斯王朝政权进一步合法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献对倭马亚王朝创始人穆阿维叶一世(661—680年在位)的描述,比对其家族其他成员的描述更为正面。作者对其言行不吝赞美之辞。他是机智的领导,堪比四大正统哈里发。文献记录了他的大量逸事。他极富耐心,善于通过政治或物质奖励忠诚之人。在与阿拉伯部落代表会面时,他的互动方式与先知和艾卜·伯克尔的方式如出一辙。“宽容”(hilm)一词频频用来描述他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才能。
倭马亚军队——主要是半职业化的阿拉伯部落军队——来自叙利亚中部和北部的强大的古达(Quda’a)部落联盟。这支骑士部队曾担当拜占庭帝国的辅助军队,穆阿维叶成功将他们收入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治下,这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这些部落的历史也有助于还原古代晚期前伊斯兰时期与伊斯兰时期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尽管并非一支完全专业化(“常规”)的军队,但这支叙利亚军队仍然迅速成为倭马亚的重要力量,在伊朗东部、整个北非以及拜占庭边境地区展示出极强的战斗力。进入倭马亚王朝后期,这支叙利亚军队几经重创,王朝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然而在穆阿维叶统治时期,这支骑兵部队骁勇善战,而穆阿维叶也总是迅速且慷慨地分配战利品。
穆阿维叶倚重各个行省的管理者和部落首领(ashraf)。行省的管理者一般来自与哈里发私交密切的家族。历史学家认为,穆阿维叶不直接干涉各省事务。他征收一定数量的省级税收,高度信任地方管理者的决定。这充分表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官僚系统不同于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复杂机制。阿拔斯王朝进一步健全了帝国管理机制——设立政府机关,推行豪华典礼,建造奢华法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部落首领在倭马亚王朝早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职责不尽相同。根据应对军事冲突或部落争端的不同需要,穆阿维叶和地方官员将这些部落首领进行分类。阿拉伯北部和叙利亚南部的人口迁徙涉及人员安置、土地分配、酬劳标准和生活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与非穆斯林人口的定居与互动也需要巧妙协调。在这些情况下,部落首领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他们经常与行省管理者密切合作,直接参与征税,进行法律裁决,维护社会秩序。
穆阿维叶在多大程度上倚重《古兰经》教义和先知开创的治理模式,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证据显示,他使用“哈利法特安拉”(khalifat Allah)作为头衔,“哈里发”一词即由此而来。后世统治者沿用“哈里发”头衔(意为“真主的代理人”),向世人昭示自己有权解释真主之道并据此制定和执行宗教法律。但穆阿维叶似乎并未始终如一地贯彻这种理念。我们不妨将穆阿维叶的时代视为一个过渡期,它标志着从阿拉伯部落的领导模式向帝国治理模式的转变。所谓帝国治理模式,主要指他之后的倭马亚王朝以及750年后阿拔斯王朝发展出的新型治理模式。
穆阿维叶执政末期引发了争议。他任命儿子耶齐德(Yazid)为继任者,这招致了强烈反对。680年,穆阿维叶对外宣布这一决定,不久便与世长辞。后世批评者认为,他试图建立伊斯兰世袭统治,与那些前伊斯兰时代的“君主”(萨珊和拜占庭)毫无区别。这项决定在宣布之时就极具争议性,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献也对此予以谴责。耶齐德·本·穆阿维叶(680—683年在位)上位伊始,就面临着反对派的巨大压力。短短几年后,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便陷入第二次内战的泥沼。
第二次内战
穆阿维叶的决定引发激烈冲突,耶齐德的哈里发任期匆匆结束。最终,穆阿维叶所属的倭马亚家族分支苏富扬世系被倭马亚家族第二大分支马尔万世系取代。后者长期执掌权力,直到750年政权灭亡。耶齐德及其家族面临的反对力量来自多个方面。如前所述,“哈瓦利吉派”源自对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抗争,他们的军队此时正活跃在阿拉伯北部和伊拉克南部。
倭马亚王朝哈里发
644—656年 倭马亚家族成员奥斯曼在位,他是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三位正统哈里发
661—680年 穆阿维叶在位,创立倭马亚王朝(叙利亚)
670年 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在凯鲁万(Qayrawan,位于今突尼斯境内)设立驻军中心
674—680年 多次攻打君士坦丁堡未果
680年 侯赛因遇害,什叶派视之为殉道
683—692年 第二次伊斯兰内战
684—685年 马尔万一世(倭马亚王朝马尔万世系的奠基者)在位
685—705年 阿卜杜勒·马利克在位
710—711年 伊斯兰军队(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穿越直布罗陀进入西班牙
744—750年 马尔万二世在位,他是最后一位倭马亚统治者
什叶派
或曰阿里什叶派是另一支主要的反倭马亚力量。他们属于阿里家族的“游击队”。“游击队”这种松散的运动形式出现在7世纪后期的阿里哈里发时代。阿里去世后,他的儿子哈桑成为家族领袖,接着是哈桑的弟弟侯赛因。第二次内战爆发前夕,侯赛因住在麦加。他的追随者——大多住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库法——呼吁他继承父亲遗泽,领导穆斯林社区。侯赛因与家人和一小支军队从麦地那启程,在伊拉克南部卡尔巴拉镇郊外遭遇倭马亚军队袭击,人员死伤殆尽。侯赛因的死讯令人震惊(他是先知的孙子),整个帝国为之震动。侯赛因之死——在什叶派眼中是殉道——点燃了“支持阿里运动”。在伊拉克南部,地方指挥官穆赫塔尔(al-Mukhtar,卒于687年)带领家族信士起义。穆赫塔尔假托阿里另一个儿子的名义领导起义,此人名为伊本·哈纳菲亚(Ibn al-Hanafiya),是一位学者,实则并不愿牵涉其中。起义被迅速且惨烈地镇压,但其规模之大,参与者热情之高,展示了阿里家族的影响力。他们收获的支持与日增加,尤其在伊拉克南部地区。
历史纵横
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
叙利亚大马士革大清真寺位居全球最大、最古老的清真寺之列。它由倭马亚哈里发瓦利德建造(Al-Walid,705—715年在位)。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建筑爱好者。除了大马士革清真寺,他还在麦地那重建了先知清真寺。倭马亚清真寺建在圣约翰大教堂的遗址上。原教堂由拜占庭人建于4世纪末,结构上借鉴了另一栋更加古老的建筑——罗马人在2至3世纪修建的朱庇特神庙。
这座清真寺的诸多元素都反映出从古代晚期到早期伊斯兰社会的宗教连续性与建筑连续性。除了某些建筑特征(例如其高大的墙壁)外,清真寺还保存着圣约翰的遗骨,遗骨就位于一个圆顶结构之内,那里也是清真寺的核心地带。在清真寺外,精美的马赛克装饰画描绘着奇特的建筑、奔流的河水和气派的植被景观。这些元素长期存在于近东的艺术创作中,如今又以新的方式融入清真寺。这是一种创新,似乎旨在表征《古兰经》重点突出的天堂——一个花园流水的美好所在,是对穆斯林的永恒奖励。
倭马亚政权面临的最紧迫威胁来自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Abdallah ibn al-Zubayr,卒于692年),他来自麦地那的一个大家族。伊本·祖拜尔拒绝承认耶齐德的哈里发身份,随后在麦加自立门户。耶齐德死后不久,他宣布自己才是哈里发的合法继任者。祖拜尔很快集结起一批支持者,甚至在亲倭马亚的叙利亚,也不乏拥趸。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祖拜尔安排兄弟穆萨布(Mus’ab)管理伊拉克,又下令铸造印有自己名字和头衔的硬币(铸造硬币是哈里发的特权)。这样,在早期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再一次出现两人分别宣称拥有哈里发权力的局面:一人是伊本·祖拜尔,另一人是耶齐德的继任者马尔万·伊本·哈卡姆(Marwan ibn al-Hakam,684—685年在位)。这种局面导致了重大的权力危机。
第二次内战以伊本·祖拜尔兄弟的失败而告终。692年,祖拜尔在麦加的天房附近遭遇围困,最终殒命。哈里发大权现在完全属于马尔万世系。此一世系即以马尔万·伊本·哈卡姆命名。马尔万还通过成功的征战控制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又安排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卒于754年)管理埃及这个重要行省。马尔万最终暴病身亡,或许死于瘟疫。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勒·马利克(685—705年在位)继承父亲的大权。他在位期间彻底终结了祖拜尔家族带来的威胁。
近东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演变
倭马亚王朝初期的权力继承问题引发的冲突,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扩张进程中那些看似缓慢,实则具有重要意义的变迁交织并行。阿拉伯-伊斯兰征战为阿拉伯部落的迁移开拓了新疆域。起初,阿拉伯部落主要集中在近东地区。在第二次内战战火暂歇时,随着阿拉伯军队相继占领北非沿海、西班牙和伊朗,大量阿拉伯部落移民迅速来到这些地区。
在人口稠密的农业产区外围地带,出现了一批阿拉伯-穆斯林驻军中心,许多战斗人员驻扎于此。阿拉伯文献告诉我们,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推行定居政策。此举似乎是为了顺应军事征战需要而生的一项临时政策。驻军地点被称为“阿姆萨尔”(amsar,单数形式misr)。起初,“阿姆萨尔”只为军队提供住房和物资,后来发展成为阿拉伯-伊斯兰的宗教中心和文化中心——历经数代演进,它们已经是发达的中心城市。在倭马亚王朝早期和中期,有四个重要的驻军中心:巴士拉和库法(位于伊拉克南部)、富斯塔(位于埃及)和凯鲁万(位于今突尼斯)。此外,阿拉伯-穆斯林聚居点也出现在近东地区早已存在的中心城市,包括亚历山大城、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阿勒颇等。伊朗的若干城市里也有分布。
新兴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用战利品和税收维持军队与驻军中心的正常运转。起初,帝国在当地继续沿用拜占庭和萨珊的财政与行政模式,同时也依靠愿意提供支持的当地精英。大致从阿拔斯王朝早期开始,更加集权化的制度才得以建立,逐渐取代各种地方性的税收和行政模式。在倭马亚王朝的大部分时期里,帝国是由征服者和臣民构成的两级结构。臣民从事农业生产,缴纳税款。在一些地区,一年甚至要缴三次税。缴税不仅是一项财政安排,而且表明纳税人接受阿拉伯-伊斯兰的统治。有些地区的非阿拉伯人每年还要缴纳“吉兹亚税”(jizya)
。
“依附关系”(clientage)
是进入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主要途径。倘若某地民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就从属于阿拉伯部落,成为“委托人”,也叫“马瓦里”(mawali,单数形式mawla)。皈依意味着成为穆斯林,同时还可能获得财政奖励,因为穆斯林可以免缴某些税。然而,早期帝国的两级结构逐渐受到侵蚀。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在一地定居后,逐渐转向农业、制造业、贸易和学术研究等非军事活动,加之非阿拉伯人进入,通婚、皈依和跨文化互动综合作用,打造出一个日趋复杂的伊斯兰城市社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同为帝国的通行语言,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产物。阿拉伯文化与非阿拉伯文化的相互融合是另一产物。
这一进程是缓慢甚至紧张的。历史学家指出,穆赫塔尔领导的起义投射出伊斯兰社会所经历的痛苦成长。穆赫塔尔的许多支持者都是非阿拉伯-穆斯林,他们曾经沦为战俘,其中说波斯语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阿拉伯-伊斯兰征战结束后,这些人被安置(或主动选择)到新兴的驻军中心。不少人皈依伊斯兰教,通过通婚或其他形式与阿拉伯部族建立联系,进而留在原居住地。然而,他们却因非阿拉伯血统备受歧视。一些税务文献证实,非穆斯林常被勒令持续缴税。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加入起义,正是源于对不公待遇感到愤恨。
阿卜杜勒·马利克的改革
阿卜杜勒·马利克击败了伊本·祖拜尔,但仍有其他反对势力对倭马亚政权构成威胁,他们不断质疑倭马亚政权的合法性。家族分支之间也存在分歧。阿卜杜勒·马利克必须努力稳定王朝内外形势。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应对挑战而已。在其统治末期,哈里发政权正在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甚至专制国家。他推行全面改革,解决了某些事关自身权柄的重大问题。
军队和政府高官一致支持阿卜杜勒·马利克。例如,他迈出关键性的几步,成立起一支主要由叙利亚人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人员组成的常备军。指挥架构得以更新,由非阿拉伯兵士组成的新军得以建立,帝国的军事基础大为巩固,军队职能大为丰富,帝国边界地区的军事行动也更加频繁。这支军队也开始参与维护帝国内部的法律和秩序,准确地说,主要帮助哈里发家族平息内部反抗。
马利克的支持者以哈查吉(Al-Hajjaj,卒于714年)最具代表性。哈查吉长期担任伊拉克地方领导。即便在马利克死后,他依然选择支持倭马亚家族。他不但有力援助了针对祖拜尔家族的战斗,而且有效稳定了伊拉克南部阿拉伯-伊斯兰驻军中心的基本局势。他与马利克紧密合作,帮助后者成功避免简单复制穆阿维叶依赖部落首领的治理模式。通过任命公职人员进行地方治理,倭马亚王朝逐渐建立起一套丰富的官僚组织体系。这一过程缓慢且复杂,甚至持续到阿拔斯王朝时期。
阿卜杜勒·马利克希望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更加集权和高效的国家。伴随改革举措,他开始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当时,整个帝国范围内,行政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的人数很可能正在增加,近东、北非和西班牙尤其如此。不过,行省官员仍然主要使用当地语言,包括埃及的科普特语、叙利亚的希腊语和伊朗的波斯语。马利克要求政府文件必须以阿拉伯语书写,从而使阿拉伯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一转变是渐进的——与官僚体系的建立相似,全面使用阿拉伯语的进程一直延续到阿拔斯王朝早期。
阿卜杜勒·马利克与继任者(他的四个儿子均是哈里发)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非阿拉伯人口——异教徒
、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如何皈依伊斯兰教,今人很难完整还原具体经过。但是皈依的确发生了:在数百年时间里,伊斯兰教成为北非、埃及、近东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主要信仰。有人认为,一旦领导者做出决定,当地整体都会改变信仰。要研究这一进程,必须充分考虑早期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其他信仰所表现出的容忍度,以及近东主要宗教传统的历史渊源。伊斯兰化进程也与阿卜杜勒·马利克提升倭马亚家族威权的努力密切相关。
▲圆顶清真寺。这座始建于7世纪的伊斯兰建筑,坐落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之上——这里曾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据传统记载,此地也是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宵”时升入天堂之处。建筑的外墙覆盖着精美繁复的马赛克装饰。
例如,阿卜杜勒·马利克铸造发行全新且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货币。此前,拜占庭货币或萨珊货币(取决于具体地区)一直与阿拉伯货币同时流通。这些货币记录了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的早期变化,也保留了诸多前伊斯兰时代要素(例如统治者人像图案)。新币首先旨在提高贸易和征税的效率。各地行省曾经使用不同的货币系统,但最终新币上仅剩阿拉伯文字(内容多与宗教有关),而且清除了所有的人物形象。6世纪末7世纪初,主要有两种货币:黄金第纳尔和白银迪拉姆。货币改革也是渐进的。旧币继续流通,甚至存续数十年之久,在边远的城镇和市场尤其如此。但是新货币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迈向帝国经济集中化的关键一步。
阿卜杜勒·马利克努力强化“哈里发”的基本内涵,将其定义为真主“代理人”。各类带有官方色彩的材料,例如函件、货币、演说词和布道词等,都着力突出这一点。诗人和作家也效忠权力,这已经属于一种成熟的近东帝国治理模式。诗人赞美哈里发的美德、虔诚和智慧,由此获得丰厚报酬。他们传递的信息具有双重含义。首先,阿卜杜勒·马利克代表伊斯兰教,马利克受损,意味着失去身份认同,意味着伊斯兰社会崩溃。其次,哈里发接受神圣引领,提供宗教和政治指导,他若缺位,穆斯林就会迷失自我。贾里尔·伊本·阿蒂亚(Jarir ibn Atiyya,卒于729年)是阿拉伯早期的著名诗人,他称阿卜杜勒·马利克是“真主借以指引信士的有福之人”。
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是阿卜杜勒·马利克改革的重要标志。它坐落于圣殿山的一处海角上,俯瞰着整个老城区。圆顶清真寺建于7世纪最后10年,是第一个伊斯兰经典建筑,它清晰展现了阿拉伯-伊斯兰社会对纪念性建筑的重要价值的迅速领悟。圆顶清真寺结构精妙,被特意建在圣殿山(耶路撒冷历史上犹太人存在的象征)上,同时位于圣墓教堂(耶稣受难地,也是最受基督徒崇敬的地点之一)之上。这一选址传递出强烈明确的信息:伊斯兰教战胜了其他一神教信仰。圆顶清真寺内部采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文带作为装饰,经文内容主要驳斥基督教三位一体观念。此前的近东帝国,例如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利用公共建筑表现财富和威权,阿卜杜勒·马利克沿袭了这一做法。该寺圆顶上的图像及其位置清晰呈现穆斯林对《古兰经》教义至高无上的崇敬。《古兰经》经文的使用,彰显了独特的伊斯兰身份。这座建筑本身则是阿卜杜勒·马利克作为真主代理人,领导着强盛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宣言。
社会宗教运动
阿卜杜勒·马利克的改革有力稳定了倭马亚王朝的内外形势,但无法从根本上修复继承斗争和两次内战造成的裂痕。早期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分裂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是对哈里发权力的争夺,同时也反映出宗教思想的显著差异。关于这一点,无论阅读阿拉伯-伊斯兰文献对真主代理人哈里发的论述,还是回顾早期穆斯林有关伊斯兰社会发展方向的辩论,我们都不难注意到。伊斯兰社会应当如何恪守《古兰经》的教义原则?穆斯林及领导人应当如何维护穆罕默德和第一代信徒的精神遗产?
前文提及的“哈瓦利吉”运动就试图回答这些紧要问题。想要准确还原该运动的历史脉络实属不易。它缺少明确固定的运动形式,参与者来自许多小型社群,这些社群的历史信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献中寥寥无几。“哈瓦利吉”运动给帝国带来一些问题,不过除了阿拉伯南部和北非的几个小国以外,其持续性较为有限。它的影响力主要在于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开启了基于功绩的政治权威模型:任何合法自由的成年男性穆斯林,无论族群出身,无论地区渊源,都可以成为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虔诚、正直和博学。哈瓦利吉派不关心家族、部落和族裔,这一点有别于倭马亚人,有别于阿里家族的追随者(什叶派教徒)。历史文献指出,一些哈瓦利吉派成员甚至认为,即便是曾经为奴之人,只要展现出必要素质,就可以担任公职。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高度平等和理想主义的权力观。尽管它未能收获广泛的追随者,但并不影响它自身具备巨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权力观,见于什叶派,也就是哈里发阿里及其后代的“游击队”。如前所述,早期什叶派支持侯赛因,支持穆赫塔尔(以伊本·哈纳菲亚之名)领导的运动。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精神上,只有先知家族成员,尤其是阿里和法蒂玛(先知的女儿)一脉指定的男性继承人才有权合法行使决策权。与哈瓦利吉派一样,什叶派称呼此人为伊玛目(imam,字面意为“站在首位的人”)
。什叶派常常因为阿里家族的哪一位成员应当继任领导职位而争执不休。如前所述,在倭马亚王朝初期,许多人支持侯赛因。680年侯赛因去世,尖锐分歧就此出现。(有关什叶派的更多信息,见第七章。)
还有一场运动在阿拔斯王朝早期兴起,大多数参与者被称为逊尼派
,不过,这一身份直到11世纪中叶才得以正式确立。伊斯兰教逊尼派(或“逊尼派主义”)的名称源于一句阿拉伯语“遵循先知道路与社群之人”(Ahl al-Sunna wa’l jama'a)。这句话的含义留待后文探讨。逊尼派运动最初主要是对哈瓦利吉派运动和什叶派运动的回应。同时该运动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对倭马亚政权的财富、世俗性和专横统治感到厌倦。因为缺乏明确定义,历史学家将早期逊尼派运动称为“原始逊尼派”(proto-Sunni)。原始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主要特征包括:坚定追随穆罕默德,坚守《古兰经》教义,同时以一种含混态度面对哈里发的权威。如前所述,许多穆斯林都对倭马亚政权心有不满。一些人认为,倭马亚政权没有秉持正确的伊斯兰教义。但是当有人呼吁发起或加入反倭马亚斗争时,这些人又纷纷拒绝,他们担心引发动荡。在他们看来,一个稳定的穆斯林社会远比一个失败的倭马亚王朝更重要。逊尼派学者很晚才明确阐述了他们如何理解哈里发的性质和职责。
非阿拉伯-穆斯林社群同样存在反倭马亚力量,尽管他们的准确人数难以估算。其中不乏奴隶和自由人,他们是阿拉伯部落的“马瓦里”,经常扮演辅助军队的角色。非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也有很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居住在早期阿拉伯-伊斯兰驻军市镇,多为农民、工匠和小商人。这表明近东城市社会中上层人士正在缓缓转向伊斯兰教。这些皈依者持续受到阿拉伯-穆斯林的歧视。这种歧视通常是经济层面的。地方官员坚持认为,即便他们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仍要继续缴纳面向非穆斯林征收的税款。只有一位倭马亚哈里发,即欧麦尔二世·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Umar II ibn Abd al-Aziz,717—720年在位),执行一致政策,有效回应了非阿拉伯-穆斯林的不满。后世阿拉伯文献对此大加褒扬,称他是唯一一位真正值得赞誉的倭马亚统治者。
倭马亚王朝灭亡
阿卜杜勒·马利克推行改革,他的儿子、继任者瓦利德一世(705—715年在位)和苏莱曼(715—717年在位)延续政策。一段时间内,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倭马亚王朝的叙利亚部队在边境战事中接连获胜,哈查吉稳控伊拉克。大马士革清真寺竣工,它是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二个经典建筑,直观地展示了倭马亚王朝后期的稳定和信心。然而好景不长,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日趋活跃(尤其在伊拉克),反抗倭马亚的抵抗运动持续不断。非阿拉伯-穆斯林社群的不满甚至愤怒也在激增,城市宗教学者和领袖愈发担忧王朝未来。
希沙姆(724—743年在位)是阿卜杜勒·马利克之子中,第四个继承哈里发头衔的,也是最后一位知名的倭马亚统治者。他在位期间内战持续,严重损耗王朝军事资源,进一步削弱政权合法性。更加糟糕的是,阿拉伯文献显示,当时倭马亚地方政府腐败猖獗。对中央政府来说,这既是政治问题,又意味着财政问题。昔日以叙利亚人为主力的军队的战斗力,也因军队派系林立而深受影响。似乎只有内部发生分裂还不够,倭马亚军队又在高加索和中亚边境战斗中遭遇重创。北非战局也一再落败。军队的困境或许已经决定了王朝命运。纵观世界历史,没有稳定军力,缺少坚实的军事后盾,很少有帝国能够长存。
8世纪中叶,伊朗东部呼罗珊爆发革命,最终推翻倭马亚王朝。在这场惨烈的政权更替中,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被赶下台,家族成员被捕处死。唯有希沙姆·伊本·阿卜杜勒·马利克的孙子阿卜杜勒·拉赫曼逃过一劫。日后他成长为倭马亚家族的杰出后代。本书第七章讲述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至此,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统治大权转移到了阿拔斯家族手中。
结语
古代晚期对地中海东部地区来说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城市(包括君士坦丁堡、泰西封、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城)的规模更大,财富更多,结构也更复杂。城市化进程部分归因于帝国的支持,部分归因于商人活动和商品流通,以及贸易网络所承载的文化要素。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普世主义宗教传统——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如何成功的。它们广泛传播,最终导致当地异教传统消亡。异教消亡也是这段地中海历史的重要标志。主要宗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的教义具有的普世主义感召力,这些教义意在适用于全人类。宗教传统之间的竞争无可避免。而正是这类竞争最终导致摩尼教瓦解。
至少有三个经典案例——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证明了宗教与帝国权力相结合也是实现成功的关键。三个案例中,权力精英都利用宗教巩固政权合法性,强化统治威权。拜占庭帝国(强大的古代罗马国家的继承者)拥抱正统基督教,萨珊王朝支持琐罗亚斯德教。两大帝国也借助治理策略、军事力量、行政体制和财政税收等传统方式稳固执政。后来者倭马亚家族在治理早期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也运用了相同的物质和权力手段。声称获得神圣引领,修建标志建筑,倚重熟练官僚,集中征收税费——这些治国方略早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建立之前就已长期存在。
倭马亚政权取得了诸多独特成就,这些成就赋予它更丰富的历史意义。倭马亚家族既大量借鉴拜占庭和萨珊的执政实践,也为近东乃至世界历史做出了新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两点:推动发展阿拉伯语言文化,传播伊斯兰宗教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富有活力,繁荣兴旺,哈里发作为统治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为早期穆斯林提供了保护,并使他们保持团结,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穆斯林在阿拉伯-伊斯兰军队所征服的地区人口中只是极少数。他们积极推广阿拉伯语,坚定捍卫伊斯兰教义。尽管倭马亚王朝未能走过8世纪(它消失于8世纪中叶的革命浪潮中,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场革命),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就加快了地中海东部世界的变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