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750—1000)
为什么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是一场革命?
倭马亚王朝的覆灭通常被称为“革命”。然而,哈里发国家统治的传统却并未完全改变:阿拔斯王朝从他们的前朝倭马亚王朝那里,吸收了帝国政府体制和宫廷礼仪等重要元素。如果将阿拔斯王朝看作一个完成了哈里发国家由根植于阿拉伯传统、部落领导模式到中央集权的帝国国家的逐步转变的时期,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阿卜杜勒·马利克和他身后倭马亚王朝的继任者们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而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们则将倭马亚王朝的做法与其从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传统中学到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塑造了一种新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统治形式。
阿拔斯王朝的兴起
在呼罗珊省出现武装叛乱之前,反抗倭马亚王朝统治并最终为阿拔斯王朝奠基的活动已经秘密进行了十几年。反抗运动的起源难以追溯。其总部很可能在呼罗珊的木鹿城
,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古丝绸之路上繁忙的商业中心。倭马亚王朝时期,大批阿拉伯人在城中及其周边地区定居。通过收购土地、与当地讲波斯语的居民通婚等方式,出身于阿拉伯部落的人融入呼罗珊人之中。在帝国边境与突厥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作战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当他们及其波斯本地伙伴一同拿起武器对抗倭马亚王朝的时候,这些经验为他们带来了很多优势。
木鹿城是反倭马亚王朝势力主要的活动区域。不很确定的是,这些反抗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支持阿拔斯家族的——后者在推翻倭马亚王朝后掌权。根据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献记载,反抗运动最初的宣传措辞较为模糊,支持者们只要求拥立一位“从先知家族中选出来的候选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对倭马亚王朝的攻击,因为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并不像阿拔斯家族一样,是先知的直系后裔。这或许也是反叛者试图争取什叶派支持的尝试,因为后者同样认为统治者应由先知的后代担任(见第六章)。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反叛运动的领导人究竟何时拥立阿拔斯家族的长老阿布尔·阿拔斯为首领。而领导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既是伊朗裔的自由人,也是呼罗珊省军队的指挥官。
阿布尔·阿拔斯在伊拉克城市库法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750),他自称“萨法赫”(意为“宽容大度的人”)。此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均沿用此类称号。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向世界宣称他们的帝国受到真主的祝福,他们本人也受到神的启迪。萨法赫的统治时间很短(750—754),他的胞弟曼苏尔(意为“常胜者”,754—775年在位)在他死后继任哈里发。曼苏尔的成就在于他在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励精图治,全面整合巩固了阿拔斯王朝的权力。例如,他主导了对倭马亚家族及其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残余势力的肃清行动。他还逮捕和处决了反抗运动的核心人物阿布·穆斯林——他担心后者是潜在的反叛力量。
大事年表
早期的挑战和权力的巩固
与长期存在的亲倭马亚势力或统治家族中的内斗相比,什叶派对阿拔斯家族的威胁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当阿拔斯家族明确要掌控哈里发权位时,什叶派发出了强烈抗议。在他们看来,哈里发只能由先知的直系后裔——指阿里和法蒂玛的后代——担任,而不能由先知叔叔的后裔担任。根据这一信念,一位阿里和法蒂玛的直系后代,即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Muhammad al-Nafs al-Zakiya)发动了起义。哈里发曼苏尔花了两年的时间(762—764),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才将其成功镇压。从此,什叶派对阿拔斯家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仇恨,这体现在他们留下的诸多著述、布道文乃至武装起义中。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则对什叶派信徒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马赫迪(775—785年在位)与什叶派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他的继任者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则对什叶派采取了强硬的策略。
曼苏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他意识到自己无法以叙利亚这个亲倭马亚家族的地方为统治中心,于是将统治中心转移到了伊拉克。这里距离伊朗古都泰西封很近。迁都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因为伊拉克,尤其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周边地区,是农产品的生产中心,也是跨地区贸易的枢纽。曼苏尔亲自监督新都城的建设,它的正式名称是Madinat al-Salam,即“和平之城”,后来则被称为“巴格达”。这是一个设计缜密的建筑群,被称为“团城”,包括哈里发的宫殿和一个巨大的新清真寺。宫殿-清真寺建筑群周围的黄金地段设有市场,城中其他地方则分配给精英阶层和军事指挥人员居住。
阿拔斯王朝在哈里发曼苏尔、马赫迪和哈伦·拉希德等人的统治下,经济稳定增长,但政治持续动荡,尽管政府通常可以控制这些不安的局势。在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三位统治者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季节性的战役。为了保护边境,并加强在各省的统治,阿拔斯王朝主要依靠呼罗珊的军队。帝国的财富——这些财富由农民、工匠和商人们的辛勤劳动所创造——和一个统治多民族、多宗教的强权统治相结合,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8世纪末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统治的疆域达到其历史上最广大的程度。在哈伦·拉希德的统治下,阿拔斯王朝的疆域远及北非中部、埃及和近东,再到安纳托利亚南部及部分中亚地区。尽管在他的统治下,阿拔斯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好景不长。
历史档案
伊本·西拿的智慧之路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通常会有很大的区别。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学生们为了学习知识,习惯于从一位老师转到另一位老师门下,甚至会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背诵和记忆是学习的重要方式,同时,学生不是按固定的“学期”制度来安排学业,而是通常跟随老师,直到掌握了某一篇课文或通晓了某一知识体系(花费三个月还是三年的时间并不重要)。只有家境富裕的学生才能买得起书。与当时的许多社会体系一样,只有男子才能受到正规教育,并且,并非所有男子,而是只有少数精英阶层的男子才识字。尽管也有一些穆斯林女性成为杰出的学者和诗人,但大多数女孩通常只能接受初级教育。
伊本·西拿是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和医生,于1037年去世。他曾记下自己的求学经历。他的勤奋(而不是骄傲自大)应该成为现代学生学习的榜样。伊本·西拿从孩童时代起便开始学习宗教知识和自然科学。在他的记忆中,他是一个自信而独立的学生,对一些老师缺乏耐心和尊重。到16岁时,他的学识已相当广博。伊本·西拿在布哈拉长大,这里是中亚地区重要的伊斯兰学术中心。在那里,他写下了下述文字:
我跟着教授《古兰经》和文学的老师学习。10岁时,我已经掌握《古兰经》和大量的文学作品,因此,我的天赋得到很多称颂。……父亲把我送到一位蔬菜商贩那里学习,因为他会使用印度算数算账。后来,布哈拉来了一位名为艾布·阿卜杜拉·纳蒂里(Abu’Abd Allah al-Natil)的人,据称他是位哲学家。父亲邀请他住在我们家,希望我也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知识和能力。当时,我已经致力于研究伊斯兰教法学,并关注伊斯玛仪派的禁欲思想,因此已经成为一个精于设问的学生,还掌握了法学经典律师们惯用的辩论方法和反驳技巧。……无论纳蒂里向我提出什么问题,我对问题的理解都比他更为透彻。于是,我一直跟着他学完了逻辑学中简单明了的部分;而至于更为精妙之处,他也并不了解。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自己阅读文本,研究那些注释评论性的文字,直到我完全掌握逻辑学。对欧几里得的著述也是如此,我在他的指导下读了五六卷之后,就开始自己解决书中所剩的内容。……我同时还致力于掌握关于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书籍和评论性文献,直到所有的知识大门都向我敞开。而后,我希望学医学,并继续阅读所有相关的书籍。医学并非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所以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精通了相关知识也不为怪,于是,有行医资格的医生们和我共同阅读医学文献。我也治疗患者,从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治疗方法让我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还继续学习法律和辩论。这时,我已经16岁了。
摘自A. J. Arberry. Aspects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pp. 136-137。
继位争端
所有的王朝国家都必须设法解决权力继承这一敏感问题,在这方面,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做得更为成功。早期阿拔斯王朝的设计是,指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继承人组成一个“团队”,团队成员轮流统治。在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这个方法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定了自己的儿子阿明(809—813年在位)和马蒙(813—833年在位)为共同继承人。在同父异母的兄弟短暂的统治时期,马蒙成为呼罗珊的总督。围绕省级税收控制权和哈里发权力边界的争论,最终引发了内战。在对巴格达的长期围攻中,阿明最终被俘并被斩首(813年)。令人震惊的弑君行为轰动了全国,并对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合法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差点葬送帝国。埃及、阿塞拜疆等省份脱离了中央帝国的控制。直到819年,马蒙才回到巴格达。他不得不依靠外交与军事手段的谨慎结合来恢复中央统治。直到830年,这场内战才宣告结束。
作为哈里发,马蒙既聪明又野心勃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试图扩大哈里发宗教权威的举动是很有争议的。他推行政治和财政改革,包括改变帝国的钱币、税收和省级的行政管理,并为了重组军队费尽心思。在内战期间,为了击败他的兄弟在呼罗珊的大军,马蒙联合了中亚和波斯的新生势力,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重组了新的阿拉伯部落势力。在实现另一个重要步骤的过程中,他亲自主导建立了一支新的突厥奴隶军团,并将这一军团交给自己的弟弟阿布·伊斯哈格(Abu Ishaq)指挥。为了加强自己的改革势力,马蒙还支持一些新的家族势力(包括萨曼家族和塔希尔家族),使他们发展壮大,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任命这些家族的成员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在成为巴格达和呼罗珊的统领官员之前,塔希尔的家族成员曾率领马蒙的军队参加内战。萨曼家族则出任中亚河中地区远东省份的总督。这两个家族都是波斯地主精英阶层的后裔,而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在行政和文化方面受到波斯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传播这种影响方面,这两个家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747—750年 阿拔斯革命,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统治
754—775年 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在位
762—765年 巴格达建城
813年 哈里发阿明逝世,阿拔斯王朝发生第一次弑君事件
813—833年 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
833—848年 巴格达和几个省出现了“米赫奈”(Mihna,即宗教审判)运动
865—866年 撒马尔罕的突厥军围攻巴格达
869—883年 伊拉克南部的赞吉(Zanj)起义
908—932年 穆克塔迪尔一世(al-Muqtadir)的灾难性统治时期
1055年 塞尔柱突厥人控制巴格达,但并未动摇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
1258年 蒙古人征服巴格达,杀死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终结阿拔斯王朝
马蒙的野心还体现在阿拔斯王朝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学家泰伯里(卒于923年)写道,哈里发沿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的边境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并下令组建新的省级军团,但马蒙在833年去世,使得这些计划戛然而止。马蒙的去世也引发了另一场关于继承权的争斗,直到阿布·伊斯哈格的介入才宣告结束。阿布·伊斯哈格后被称为穆阿台绥姆(al-Mu'tasim,833—842年在位)。新的哈里发终止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政治问题。穆阿台绥姆非常倚重自己的卫队,以及马蒙在内战后期创建的突厥奴隶部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部队的兵员来自繁荣的中亚奴隶贸易。他们的确切来源——来自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则几乎无法确定。
突厥军队与巴格达主要讲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民众发生冲突后,局势日渐紧张。为了防止出现更加严重的流血冲突,836年,穆阿台绥姆决定营造新的宫殿建筑群。新的都城被称为萨迈拉(Samarra),在其后约5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这座城市中的恶性事件对哈里发的权威和公共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萨迈拉时期后期,突厥和非突厥士兵纷纷拥上街头,爆发了多轮骚乱和全面混乱。在一场短暂但代价惨重的战争中,来自以突厥人为主的萨迈拉军队甚至进攻了巴格达(865—866)。更为严重的是,萨迈拉突厥军的指挥对国政大加干预。在平民集团的支持下,突厥军官还刺杀了哈里发穆塔瓦基勒(847—861年在位),并扶植顺从自己意愿的继承人上位。结果是,六位哈里发被赶下台,在不到10年的时间(861—870)中,四位哈里发被处死。
▲萨迈拉大清真寺螺旋形的宣礼塔。萨迈拉大清真寺建于9世纪中叶,即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统治时期。尽管伊拉克官方在20世纪末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螺旋塔仍保留了其独特的圆形设计。另外两座清真寺,即阿布·杜莱夫清真寺(Abu Dulaf Mosque,萨迈拉)和伊本·图伦清真寺(Ibn Tulun Mosque,开罗)的宣礼塔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随着萨迈拉动荡局势的减弱,国家渐渐恢复了稳定的局面。与军方关系的改善使得阿拔斯家族得以恢复王朝的权威。然而,不言而喻,萨迈拉的混乱极大地动摇了哈里发统治的根基。
阿拔斯王朝的衰落和区域性王朝的崛起
9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将首都迁回巴格达。几十年以来,他们的统治一直安全稳定。阿拔斯王朝的武装力量经过重组,在坚定的指挥官的领导下,成功镇压了叙利亚境内卡尔马特派的全面叛乱。然而,在穆克塔迪尔一世灾难性的统治期间(908—932年),政治分裂再次尖锐化。财政腐败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宫廷内部对立官僚家族之间的内斗也愈发激烈。后来,在埃及和叙利亚,卡尔马特派的活动再次兴起,地方权威渐渐掌握了一方的控制权。
至10世纪40年代,阿拔斯家族在叙利亚和摩苏尔的统治,让位于阿拉伯家族哈姆丹人(Hamdanids)的统治。更加危险的是伊朗北部的军事家族白益家族的崛起。945年,在赢得一系列的战役之后,白益家族进驻巴格达。白益家族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作为外来者的地位,谨慎地维持着哈里发的地位。然而,阿拔斯家族已经失去实权,成了傀儡,白益家族实际上大权在握。同时,阿拔斯王朝永久地丧失了对埃及的控制,其权威再遭重创。10世纪初,法蒂玛王朝在北非中部建立。法蒂玛王朝是一个什叶派王朝,曾多次发动攻占埃及的战役,最终于969年成功征服埃及。
领土的不断丧失,意味着哈里发地位的日渐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经济危机:历史将证实,国家的破产是阿拔斯王朝崩溃的决定性因素。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有很多,而高额税收省份的丧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原因是灌溉设施、道路网络和运河系统的状况因年久失修而极端恶化。这些设施原本是维持伊拉克南部冲积平原萨瓦德(Sawad)地区农业经济的重要因素。萨瓦德地区是帝国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也是帝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数十年以来,伊拉克各地的外族入侵、地方起义和内乱给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包括村庄被毁在内的暴力事件,以及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阻碍了重建工作。浪费、超支和财政管理不善,都是阿拔斯王朝晚期统治的积弊,它们进一步加剧了哈里发王国的财政困境。
在13世纪中叶以前,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至少在名义上仍保留着哈里发的权威。尽管完全不掌握实权,但阿拔斯家族的一支在埃及一直延续至16世纪初。哈里发的历史意义保证了它名垂史册。阿拔斯家族的地位和统治时期直接关联着伊斯兰教信仰的稳固以及社群的形成。9世纪以后,虽然阿拔斯王朝偶尔也会在近东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些都是短暂的插曲。自10世纪中叶开始,哈里发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国家与军队:阿拔斯王朝权力的工具
正如之前的倭马亚王朝一样,阿拔斯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行政管理模式、宫廷礼仪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以叙利亚为统治中心的倭马亚王朝,尤其易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城等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统治下的城市中心的精英阶层,例如地主、商人和高级神职人员等,都乐于接受并在交流中传播拜占庭文化。它对帝国治理方面的影响直接来自从倭马亚王朝接管的行政官员,而这些官员正是倭马亚王朝从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国接管的。哈里发和地方总督正是使用这些官员及其家庭保存行政记录、撰写信件和起草法令的。
为了确立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同(见第六章),帝国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国家文件不再使用希腊语、波斯语、科普特语和其他方言书写。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步骤是,帝国任用通晓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并皈依伊斯兰教的官员替换非穆斯林官员。这种转变还带来新的伊斯兰风格的钱币(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痕迹逐渐在钱币样式中消失),以及清真寺和其他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风格的建筑。然而,前伊斯兰时期的文化影响依然存在。例如,历史学家们认为,哈里发沿用了拜占庭人曾经使用的快捷的邮政系统,并从那时起用阿拉伯语将其称为barid。哈里发沿用的另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制度是“军事登记册”——被称为“迪万”(diwan),该制度用于管理士兵及其家属的薪俸名册。“迪万”制度可追溯到伊斯兰教历史早期。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中央集权式官僚行政体系的发展进程加速。常见的例证是卡迪(qadi,相当于法官)的职位,他负责代表哈里发执行教法。这个职位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已经出现,当时卡迪通常由地方长官任命。阿拔斯王朝建立了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司法机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任命阿布·优素福(卒于798年)为巴格达大法官,并授予他“总法官”的头衔。他作为哈里发的顾问,承担为地方法院选拔官员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职位的权力日益膨胀。
帝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农业和商贸。为了管理和调控财政收入,阿拔斯王朝重用了一批官僚家族。这些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景教或犹太教的教徒。将他们纳入阿拔斯王朝的行政管理系统是新王朝开放性的标志。这些官员经常被称为“库塔布”(kuttab,字面意为“那些写字的人”),他们监督着帝国规模和行政复杂性的迅速扩张。其中有三个部门极为突出:教法部、军饷部和税务部。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职能的不断专业化,这些部又衍生了更多分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对财富和私利的贪婪使高层官员们对哈里发内部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助长了围绕关键职位展开的激烈竞争和腐败现象。
在阿拔斯王朝统治阶层的最高级别成员中,维齐尔
的地位仅次于哈里发。这个职位原本意为“助理”或“代理”,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期间,这个职位获得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特有的职位,反映了哈里发王国的与众不同。巴尔马克家族的成员曾是阿拔斯王朝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维齐尔之一。这个家族原为东方的佛教徒,为哈里发服务了近20年(786—803)。哈伦·拉希德对他们权倾朝野的状况深感担忧,最终将这个家族逐出了政府机构。很多担任维齐尔职务的人不仅利用其权威来治理国家,也支持诗人、作家、音乐家和其他文化事业的代表,许多人还乐于赞助对宗教的学术研究。在穆克塔迪尔一世统治期间,两个担任维齐尔的家族,即富拉特家族(Banu al-Furat)和贾拉家族(Banu al-Jarrah),就为了控制帝国收入的分配和觐见哈里发的机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了保卫边疆和王室所在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始终供养着由专业和半专业部队组成的相当大规模的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拔斯王朝军队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前所述)。与倭马亚王朝的将士主要来自阿拉伯帝国各个部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拔斯王朝的将士主要从帝国的边远省份和边境以外的民族中招募而来。起初,阿拔斯家族依靠呼罗珊的将士,这些将士大都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曾参加阿拔斯家族推翻倭马亚王朝的革命。在曼苏尔建立巴格达城之后,很多呼罗珊人定居于此。直到内战爆发以及他们在与马蒙叛军的战斗失利前,呼罗珊人一直自视为阿拔斯王朝军队的中流砥柱,这种认知不无道理。毕竟他们曾参加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并镇压内部叛乱。
内战结束后,胜利的马蒙一方接纳波斯和中亚背景的势力,他们取代了曾经由呼罗珊人担任的职位。不久之后,穆阿台绥姆安置在萨迈拉的突厥军团也被编入王朝的军队。9世纪后期,突厥和中亚军团至少参加了两次重大战役:838—839年对拜占庭领土的扫荡,以及对赞吉起义的报复性镇压。赞吉是来自东非半奴隶身份的农奴,由一个出身于阿拉伯精英阶层、自称是阿里后裔的神秘人物统领。经过15年的战乱(869—883),这场叛乱才被镇压下去。
萨迈拉方面的军团还参与了对波斯几次起义的镇压。穆阿台绥姆力图维持军队的忠诚,迁入萨迈拉后不久,这位哈里发就下令向他的军事指挥官和精英文官们分配土地,作为补助。结果是,这两个集团的成员迅速占领了朝中最有影响力的职位。哈里发将突厥军团安排在不同的街区,并为他们建造清真寺、市场和浴场。据报道,他将女奴(来源不明)分配给部队的将士,期望他们能建立家庭。
阿拉伯帝国对突厥和中亚军团的依赖,给后继的哈里发带来了另一个困境。在统治顺利的时期,这些军团效忠哈里发,战功卓著。他们平定帝国内部的威胁势力,在边境与外敌作战。然而,历史学家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对哈里发还是与近东地区各种势力结成的联盟,这些军团都缺乏持久的忠诚和履行承诺的意识。尽管他们和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有共同的信仰,但其中亚语言和文化使他们始终都是近东社会生活的局外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只有在其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愿意服役:稳定的军饷,充足的补给和武器,以及要求他们征战的合理理由。然而,最终,突厥军队参与暴动、叛乱和暗杀,特别是在萨迈拉发生的事件,都揭示出一个道理:一旦作为国家栋梁的职业军人,或是他们的指挥官感到不满,国家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城市化
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从西班牙到埃及,从叙利亚到波斯东部,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均稳步增长。当然,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便已开始。在古代晚期,某些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已经放缓,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衰落。而伊斯兰帝国的建立与伊斯兰社会的兴旺,为城市生活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伊斯兰教兴起早期的历史上,城市化的形式各有不同。在早期的征服时期(7—8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在各地建立了驻军基地(amsar),它们由此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其中包括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和埃及的福斯塔特。这些驻军基地,或者说营地,往往远离重要的中心城市,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建在沙漠地带的边缘。然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阿拉伯人的定居点开始吸引退役士兵(拜占庭人和萨珊人)、被释放的战俘、获得自由的奴隶、农民和其他人口。这些新兴城市很快也吸引了商人、手艺人和工匠前来定居,他们希望在此获得工作机会或者赚大钱。由此,这些驻军基地渐渐发展成为繁忙的城市中心。
迁徙到新建立的驻军基地定居,往往是非阿拉伯人改变信仰的第一步,因此,在这些驻军基地中,巴士拉、库法和其他一些中心都是最早接受众多非阿拉伯穆斯林人口定居的地方。遗憾的是,计算伊斯兰教早期信徒的皈依率相当困难。民众皈依伊斯兰教很可能首先发生在城镇,而在乡村则进展得比较缓慢。不同地区伊斯兰教信徒的比例也各不相同。到10世纪初,伊朗和伊拉克的人口中伊斯兰教的信徒首次成为大多数,而在叙利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省份,皈依速度则比较慢。
阿拉伯人还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定居,包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城、大马士革、阿勒颇和木鹿。最初,阿拉伯人前往这些城市定居的过程有些迟疑。原因在于,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往往避开较大的城市中心,而选择在军事基地驻扎。然而,以大马士革为例,这种迟疑的趋势很快便发生了变化。仅仅因为大马士革成为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其居民中穆斯林人口数量便迅速攀升。结果是,阿拉伯穆斯林在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其他异教徒等城市原住市民的聚居区或附近定居下来。而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通婚、商业活动,宗教皈依,以及其他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宗教的互动,都是促进早期伊斯兰城市活力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
阿拉伯穆斯林在这些城市的定居,也为其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外观带来了变化。倭马亚王朝在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建造了大型清真寺,后继的阿拔斯王朝也沿用了这种模式。这些清真寺规模宏大,可以容纳数量众多的信徒。信徒在这里聚集,参加礼拜五中午的祈祷和其他的聚会活动。这些大型的清真寺也成为彰显皇权的标志性建筑。然而,与罗马帝国或萨珊王朝所不同的是,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对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倾注的只是短暂的关注。由此,市场往往与清真寺和浴场一起建造,它们共同占领了伊斯兰教普及之前已有的城市街道和广场。到了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市场和清真寺已成为近东城市的显著特征。
伊斯兰的“宫城”自成一类。最著名的宫城是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和萨迈拉。都城的主要功能是为哈里发及其家庭、政府官员、秘书,以及军队的指挥官及官兵提供住所和办公场所。每一座“宫城”也都是伟大和财富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巴格达和萨迈拉不断发展的原因,在于历任哈里发都在前任宫殿的基础上增建了自己的宫殿建筑群——每个统治者都想在这座城市的景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阿拔斯王朝治下区域性王朝的继任者们,常常也遵循这一模式。例如,在9世纪末的埃及,短命的图伦王朝(868—905)的创始人伊本·图伦在富斯塔特(原本是阿拉伯人的军营)外建造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加塔伊(al-Qata'i)。及至10世纪末,这两座城市都被纳入法蒂玛王朝的都城开罗。同样,在伊斯兰西班牙,后倭马亚王朝对其首都科尔多瓦的建设也非常重视。不管是阿拔斯王朝还是其他王朝,它们的每一座都城都是彰显其国家权力的舞台。然而,每一座都城的建造和维护也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大规模建筑工程对阿拔斯王朝国库财力的消耗,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衰落。
伊斯兰教兴起早期城市化的爆炸性发展,部分源于新帝国建立所带来的全面变革。7世纪时,萨珊王朝的崩溃以及拜占庭帝国退居安纳托利亚,结束了长期以来叙利亚、伊拉克与伊朗及中亚以外地区的政治分裂,促进了旅行(商人、朝圣者和士兵)与商品服务流通的便利性。伊斯兰时期早期的海上和陆路贸易由此繁荣。随着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城市繁荣程度也不断提高,更多的剩余财富被创造出来,并成为雄心勃勃而自信的城市精英阶层形成的基础。
城市化也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影响。城市的魅力(就业机会和不菲的收入)吸引了来自农村的移民潮。结果是城市人口稳步增长。然而,农村人口的减少似乎被城市财富的投资所抵消,这些投资一方面用于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用于推广新作物。至少从10世纪开始,许多新作物就从印度、伊朗和中亚传入地中海地区。其中包括棉花、各类柑橘和其他水果,以及水稻、甘蔗和多种小麦等主食作物。食品种类的增加显著改善了人们的饮食,进而提升了整个王朝治下各地区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总体寿命。
棉花供应量的增加尤其推动了纺织品的生产,而该产业很快成为近东制造业的一个主要门类。到9世纪,造纸术也从中国经中亚传入。在伊斯兰时代早期至中期,造纸业蓬勃发展。据称,仅巴格达的“文具市场”就有一百多家商店。丰富的纸张供应立刻直接影响到文字记录的保存,税收记录、军饷名册以及银行账目的记录和保存都因此而更为有效。这也导致了阿拔斯王朝官僚机构规模的膨胀。纸张的生产对阿拉伯-伊斯兰学术的传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时,复制(和销售)书籍、小册子和其他书面材料变得更方便,推动了知识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疆域乃至更广阔地区的传播。
▲中世纪的伊斯兰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向近东、北非和西班牙繁忙的城市市场运送各种货物。正如13世纪一部手稿中的插图(左)所示,在陆路贸易中,骆驼发挥了重要作用。而1238年伊拉克手稿中呈现的坚固的印度船(右),则可以同时容纳货物和乘客,可靠的航海技术也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