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伊斯兰教信仰与文化的形成
伊斯兰教信仰有哪些不同的形式和活动?
宗教与法律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伊斯兰传统的重要元素已经基本形成。礼仪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不断扩大的伊斯兰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重要的传承基础。这套礼仪制度常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见第六章)。它们出自《古兰经》,而每项仪式的具体指导则来自圣训(穆罕默德的教诲)。
第一个支柱,即“念清真言”,这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信仰宣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宣誓强调了伊斯兰教义的两个核心要素:真主是唯一的神,以及穆罕默德的先知使命。第二个支柱是以经典为依据的礼拜,而这常被视为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义务。穆斯林每天需进行五次礼拜,包括重复相关的姿势和祷文。第三支柱是“纳天课”(Zakat,意为“净化”),即施舍财物。第四个支柱是为期一个月的斋戒:禁止饮食、性行为和其他特定行为。穆斯林在伊斯兰教历第九个月斋月期间进行斋戒,斋戒的时间是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的时段。根据伊斯兰传统,斋月是真主首次将《古兰经》降世的月份,因此具有特殊意义。
最后一个支柱是朝觐,即去麦加朝圣。在今天海、陆、空旅行变得更安全(更快捷)之前,对穆斯林来说,朝觐是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所有宗教义务中最为艰巨的一项。伊斯兰教法从很早开始就规定,所有拥有足够财力和体力的穆斯林,无论男女,一生中都应至少进行一次朝觐。从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至今,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朝觐之旅为来自不同背景的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由此可以接触到构成伊斯兰社会的各种服饰、语言和其他文化模式。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宗教学者的活动是所有伊斯兰城市社会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宗教学者后来被称为“乌莱玛”
,就是“饱学之士”的意思(这个词至今仍在使用)。献身于对宗教知识的求索,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初始时期。毕竟,先知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互动本质上就是宗教训示。从一开始,穆斯林就致力于深入研究《古兰经》和先知的教诲。很快,信徒们便投入伊斯兰教思想和实践的系统化工作。同时,伊斯兰学者的工作也得到其他方面需要的推动。随着穆斯林皈依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穆斯林对获得正确的训示和引导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伊斯兰社会的扩张和城市生活的发展,也为正规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从未形成(今天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与琐罗亚斯德教或基督教不同,伊斯兰传统从未发展出正式的神职机构。另外,伊斯兰教对宗教知识的概念也较为灵活:“乌莱玛”一词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包括地方率众祈祷的领祷人,商人、工匠和其他证实自己具备宗教知识的人,或受命担任宗教职务的国家官员。这个词当然也适用于那些毕生致力于传播宗教学问和律法的人物。
宗教学术研究大多是男性的天下。一般来说,向女性开放的一个领域是传播圣训。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需要良好的记忆力、虔诚的信仰、可靠的品德,以及良好的宗教教育基础。重要学者的女儿们参与传授圣训的情况并不罕见。她们授课的对象往往都是妇女。尽管妇女传播圣训前有先知的妻子赫蒂彻,以及以通晓《古兰经》和圣训知识著称的阿伊莎等榜样,但她们通常还是被禁止进入学术机构学习和授课。在许多城市中心,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妇女才被许可进入清真寺,这也是她们难以获得高级教育的原因之一。
伊斯兰学者致力于教学、写作和法律实践。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以及他们作为教师、训导者和道德楷模的角色,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权威,这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与哈里发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倭马亚王朝中期开始,当然还包括在整个阿拔斯王朝时期,乌莱玛不仅敢于(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批评哈里发们疏忽其宗教职责,更直指其不虔诚和不公正的行为。
宗教学者的挑战是另一个令阿拔斯家族棘手的问题。早期的阿拔斯家族保留了“真主代理人”的头衔,以维护他们在宗教事务中的权威。哈里发马蒙则尤为积极地试图确立其职位的宗教特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直接涉及《古兰经》。他抓住《古兰经》不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而是时间的产物这一点,大做文章。而当时大部分重要学者则认为这个观点极为可耻,因为,真主的话语怎么能与真主本身割裂开来呢?对此,马蒙则以公开审判作为回应。在审判过程中,反对马蒙的学者们被迫宣布他们支持《古兰经》为真主所“创造”的学说。这场被称为“米赫奈”的运动在马蒙的直接继任者时期得以延续,但最终在9世纪中叶被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终止。
政策的逆转是乌莱玛们的胜利。这等于承认,在信仰的宗教律法事务上的指导权唯独归属于他们。然而,这并非武装反抗的号召。相反,大多数伊斯兰学者继续宣扬对哈里发政权的忠诚与支持。在他们看来,哈里发政权是保障伊斯兰社会防御与统一的制度。相反,学者们谨慎地主张,唯有他们具备恰当的训练和知识,能够在法律和信仰事务上引导信众。
什叶派的兴起
虽然乌莱玛们对哈里发的态度大多一致,但他们却在教义和教派等层面存在诸多分歧。在许多情况下,早期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政治纷争引发了持久的宗教分裂。伊斯兰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涉及领导权,即什么样的人适合成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合法的伊玛目?我们曾在第六章中有所涉及:哈瓦利吉派曾对此做出回应。然而,他们的人数不多,对已经定型的政治和宗教体制的挑战收效甚微。
与此相较,什叶派则是另一种状况(见第六章)。它是伊斯兰教信徒中的一个派系,认为伊斯兰社会的合法领导权属于先知的家庭,特别是阿里及其妻子法蒂玛(先知的女儿)的男性后裔。其信徒坚称合法的伊玛目只能来自先知家族的直系后裔,因此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为此,许多什叶派的宗教领袖决定隐瞒自己的真实信仰。
什叶派信徒从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事件中寻找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们指出,先知在胡姆水塘(Ghadir Khumm,此为麦加附近的一处泉源)所说的一些话就是证据。据说先知曾在这里赞扬阿里的奉献和忠诚。对什叶派的信徒来说,这些话足以确认阿里的领导地位。另一个事件是阿里的儿子侯赛因于680年死于倭马亚军队之手。什叶派信徒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政治事件(须知侯赛因曾公开挑战倭马亚王朝的权威),而是赋予其殉道的意义。为了纪念侯赛因和其他家族成员的殉难,什叶派信徒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祭祀活动,每年举行一次,直到今天。
什叶派的学说与两位伊拉克学者有关,他们是穆罕默德·巴吉尔(卒于731年)和他的儿子贾法尔·萨迪格(卒于765年)。他们是阿里的儿子侯赛因的直系后裔。后来几代什叶派学者发展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真主为每一代穆斯林提供了一个代表信仰指归、智慧和知识的生命体。当然,这就是伊玛目,他的职务集宗教和世俗权威于一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细致的观点,即伊玛目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指导和智慧是不可能发生错误的)。每位伊玛目都要指定他的继任者,并将自己的宗教领悟、权威和知识传递给他。
什叶派从未整合并发展出一个一体化的运动,而是在内部分为若干分支。大多数什叶派信徒一致认为,阿里是第一任伊玛目,哈桑是第二任伊玛目,而侯赛因是第三任伊玛目。然而,正是从这里开始出现了分歧,尤其是在同样被普遍认可的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死后。一批什叶派信徒追随萨迪格的儿子伊斯玛仪,形成了伊斯玛仪派;而另一批信徒则认同萨迪格的另一个儿子穆萨,他们形成的分支后来被称为“十二伊玛目派”。这个名称来自他们的观念,即一共有十二位伊玛目。其中第十一任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在874年去世。传统上人们认为,他所指定的继任者当时还是一个幼子,为了防止阿拔斯王朝特务机构的迫害而隐藏在萨迈拉。久而久之,这位继任者就被称为“第十二任伊玛目”。十二伊玛目派相信,“第十二任伊玛目”从此就生活在一种超自然的隐遁状态中。在世界末日,他会再次出现(为此,他也被称为“被期待的伊玛目”)。十二伊玛目派相信,第十二任伊玛目将会给世界带来正义,并向“真主的敌人”复仇。他因这种身份而被称为“马赫迪”(意为“引导者”)。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身份与基督教很多派别所相信的基督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形象不无相似之处。
10世纪初,随着伊拉克白益王朝的崛起,什叶派的分支十二伊玛目派得到了重要支持。白益家族大力支持十二伊玛目派的学者,并允许他们公开举行祭祀活动。这是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礼仪习俗发展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伊斯玛仪派也赢得了突出地位,尽管其礼仪习俗与其他教派大有不同。与十二伊玛目派的活动相比,伊斯玛仪派的运动并不很集中。特别是在10世纪,其教派内部开始出现分歧,一些团体转而从事传教工作和学术研究,另一些团体则专注于激进活动和武装起义。伊斯玛仪派的分支卡尔马特派在农村组织了一系列最激进、最危险的运动,而另一些分支则在近东各地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法蒂玛王朝。
伊斯兰教逊尼派
在早期的伊斯兰世界中,什叶派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什叶派的兴起也加剧了对整个阿拔斯王朝影响深远的社会和宗教分裂。与此同时,许多乌莱玛阶层的成员反对什叶派的教义。这些宗教学者还对哈里发的失势深感不安。到了10世纪后期,他们预感到,伊斯兰社会已经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这些学者的努力最终赢得了大多数穆斯林的支持,他们将自己新成立的教派称为逊尼派。这个词来源于Ahl al-Sunna wa'l-jama'a(意为“懂得先知之道的人和信徒”)。
逊尼派学者反对什叶派的教义,而坚持认为只有先知的第一继承人才具有合法性。他们坚信,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特别是与哈里发制度相关的历史,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他们认可阿里为穆罕默德之后的第四位哈里发,并总体上高度评价阿里和先知的家庭成员。然而,逊尼派学者拒绝接受穆罕默德曾指定阿里为继承人的说法,对什叶派关于伊玛目的观点也不予认同。其核心观点是,早期穆斯林的行为完全正确,符合真主的旨意。而这种关于社群“正统性”的理念,正是逊尼派伊斯兰思想的核心。
这一理念也与逊尼派伊斯兰思想中对宗教法的重视有关。催生逊尼派法律传统的思想根源,是坚信真主为人类指明了通往公平正义社会的“道路”,而这就是名为“沙里亚”的伊斯兰教法。根据穆斯林的传统,教法在《古兰经》和先知的教诲中已有明确阐述。早期的逊尼派学者认为,对人类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最好地将这些教义中的训诫付诸实施。为了赢得这一挑战,首先就要清楚地理解《古兰经》和先知的教导。为了能够理解这些经典,伊斯兰学者们发展了许多伊斯兰教育和学术学科。对《古兰经》的诠释——或者更确切地说,解经学[阿拉伯语称为“塔夫细尔”(tafsir)]
——是最早的学科之一。其他学科还包括阿拉伯语研究、神学和历史学。
但逊尼派学术的核心驱动力是教法。逊尼派的核心贡献在于形成了庞大的法律学说体系——这些学说被记录并代代相传。早在7—8世纪,逊尼派学者们即试图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其后,在8—9世纪,信徒们在收集和记录圣训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圣训”一词本意是“事件”或“报告”,而这里专指有关穆罕默德言行的报告。每篇“报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被确信为从其源头开始传承这些“报告”的传播者链(isnad),二是圣训文本本身(matn)。穆罕默德的教义和行为统称为“圣行”(Sunna),是信徒行为的典范。换句话说,圣训就是先知圣行的记录。
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学者们已筛选了浩如烟海的圣训报告,并制定了整理和解读圣训的规则。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评估传播者链中的每一个名字:他们制定了相关的标准,以判断这一系列人名中的每一位是否值得信任。通过这些审查方法,他们剔除了大部分不可靠的报告,将被认可的内容编纂并出版。到了10世纪,逊尼派学者们已经出版了六部主要的圣训集,并且,每一部都规模宏大,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同时,什叶派学者也编写了自己的圣训集,其中收录了先知和伊玛目的教导。什叶派学者一般以四大圣训集为研究依据。
逊尼派思想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公议”(ijma'),即学者们的共识。该教义认为,一旦学者们通过著作、协商和辩论就某一法律意见达成一致,从那一时刻起,该意见就具有了约束力。这是在法律实践中推行统一与一致性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础上,更为强烈的统一性趋势又导致了伊斯兰教法思想的特定传统或“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这些传统和学派往往以其创始学者的名字命名。这些法律学派中最突出的两位,是以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780—855)命名的“罕百里学派”,以及以麦地那著名学者马立克·伊本·艾奈斯(711—795)命名的“马立克学派”。对此,作为回应,十二伊玛目派的学者创立了自己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贾法尔·萨迪格及其学生的教导。
法律学者所面临的案例包括结婚和离婚,奴隶的所有权、出售和释放,贷款和信用,子女的监护权、祈祷、施舍等仪式规则,以及许多其他实际问题。由城市学者诠释的法律,对普通穆斯林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城市中的妇女,特别是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妇女,肯定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历史学家认为,两种特殊的习俗,即戴面纱和妇女不参与公共生活,长久以来一直在近东地区流行。伊斯兰学者采纳了这些已有的习俗,并将其纳入伊斯兰教法实践中。他们通过引用《古兰经》、圣训和先知妻子们的范例来推行这些习俗。尽管法律明文确保女性的权力(继承权、离婚权、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等),但她们最终仍然受制于她们的丈夫和家庭中其他地位更高的男性的权威,而这些男性得到乌莱玛的支持,其地位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幅16世纪的波斯手稿描绘了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时按性别划分的空间。当时的人们通过屏障将不同年龄的妇女和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与清真寺主要活动区域隔开。各个地区的文化习俗各不相同,但时至今日,在礼拜场所依然可以经常看到这种将女性和年幼儿童与成年男性分开的做法
虔诚与谦恭:苏非主义的根源
在早期的一些穆斯林看来,帝国、法律和经济等问题都是次要的,对他们来说,宗教信仰意味着追求一种虔诚而禁欲的生活。他们坚信,精神升华和对真主的专注,要比拥有财富和物质占有更重要。这些早期的穆斯林在接受宗教虔诚的同时,也接受了禁欲的苦行主义,在沉思冥想的同时也形成了谦恭的态度。最晚在9世纪,这些态度形成了后来被称为苏非主义(Sufism)
的伊斯兰实践潮流。这个术语可能源于阿拉伯语中的羊毛(suf)一词,它可能被用来描述早期穆斯林苦行者所穿的粗糙衣服。
与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者不同,苏非派尽管对物质和政治事务缺乏关注,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世隔绝。阿拉伯-伊斯兰教的许多史料描述了早期穆斯林苦行者对拜占庭帝国的圣战(jihad)。苏非派的核心是对精神生活和克己的承诺,而不是对舒适的物质生活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追求。这场早期运动还根植于《古兰经》的理念、先知的教诲与早期穆斯林在近东其他宗教传统中发现的禁欲主义和虔诚精神之间的相互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埃及和叙利亚基督教的修道院运动。早期穆斯林信徒似乎对基督教中的“圣人”现象特别感兴趣——这类人拥有高度的灵性觉悟与宗教热忱。
历史学家乐于援引哈桑·巴士里(卒于728年)、拉比雅·巴斯礼(Rabi'a al-Adawiya,卒于801年)、图斯塔里(al-Tustari,卒于896年)和朱奈德(卒于910年)等人的例子,叙述他们虔诚和谦恭的典范故事。在9—10世纪,他们和其他早期的导师一道,吸引了很多追随者,而形成了非正式的宗教圈子。苏非派从修道传统中借鉴了一个重要理念:灵性生命的追求是分阶段进阶的过程,学生需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逐步提升。灵性等级制度的观念也随之发展——正如导师们通过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而获得知识和指引一样,追随者们也会从导师那里获得知识和指导。追随者们还学会了“迪克尔”(dhikr),即“记念”真主及其尊名,这种“记念”通常通过静思冥想或低声吟诵的仪式进行。这种做法源于《古兰经》和圣训,其中经常涉及以这种方式记住真主的做法。如前所述,“记念真主”与伊斯兰教重要的仪式性功课之一——“礼拜”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在迪克尔还是祈祷中,信徒都在呼唤真主的降临。
然而,与真主交流的想法使许多传统的伊斯兰学者感到不安。事实上,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都对苏非主义中更为激进且时而极端的主张做出了回应,指责这些言论亵渎神明,甚至认为它们是多神论。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哈拉智(约858—922)。10世纪时,他曾在呼罗珊地区传教。922年,他由于反正统的思想而在巴格达被捕并被处以磔刑。他认为朝觐是不必要的,因为苏非派信徒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朝拜真主。这些都成为他的罪名。据说,他曾大喊“我就是真主”,而后来苏非派的思想家们将这一说法诠释为与真主合一的终极表达。
最终,苏非主义的广泛影响使得大多数伊斯兰学者开始接受它在伊斯兰社会中的地位。事实证明,苏非派非常高效地将伊斯兰教的信仰传播到了近东以外的地区。在南亚和中亚地区,苏非派的禁欲主义、与真主合一的观念和当地的禁欲及信仰实践产生了共鸣,促进了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的进程。在阿拔斯王朝末期,由于苏非主义的广泛吸引力,加上安萨里(卒于1111年)等学者所付出的系统性努力(他将苏非派的信仰方式合法化,成为一条备受认可的通往真主的道路),苏非主义成为伊斯兰教的主流思想。另一些苏非主义的理论家则更强调苏非主义与《古兰经》和圣训之间的联系,如苏非派的诗歌、歌曲和著作都将穆罕默德作为内在精神生活的典范。
阿拔斯文化的成就
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以文化繁荣和思想活跃著称。它在所谓世俗领域——包括音乐、诗歌、散文、烹饪艺术、医学、天文学、数学、书法、建筑、政治理论、论辩术和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仅仅阿拔斯王朝早期(750—945)思想家的名单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散文家和官员伊本·穆卡法(Ibn al-Muqaffa,卒于757年),哈里发青睐有加的诗人艾布·泰马姆(卒于845年),散文家和神学家查希兹(卒于869年),哲学家和散文家铿迭(卒于865年前后),艾布·伯克·阿尔·拉齐(卒于925年)等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穆斯林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贡献,如历史文献中提及的泰伯里,历史和地理方面的重要著作的作者雅库比(卒于897年),以及记述了伊斯兰征服史和早期伊斯兰社会生活的拜拉祖里(卒于892年)。
阿拔斯文化或许以其为阿拉伯语言所贡献的诗歌最为著名。早在伊斯兰时期开始之前,诗歌就已经成为阿拉伯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以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代代相传的阿拉伯语诗歌作为早期阿拉伯社会生活的史证。此举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阿拉伯-伊斯兰过去的依恋,另一方面是出于对阿拉伯语言艺术的纯粹兴趣。阿拔斯王朝的精英阶层为诗人、歌手和音乐家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巴格达城建成后很快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他们渴望在此显身扬名,并与同行们融为一体。宫廷和社会急需有才华的诗人和歌手,艺术家之间竞争异常激烈,而才艺卓著的艺术家拥有大批忠诚的追随者。艾布·泰马姆是阿拔斯王朝的诗歌巨匠之一,同一时期的诗人还有巴沙尔·伊本·巴德(Bashshar ibn Burd,卒于783年)、艾布·努瓦斯(卒于815年)和艾布·阿塔希叶(Abu al-Atahiya,卒于826年)。阿塔希叶因歌颂哈里发马赫迪的女奴欧特白(Utba)的著名爱情诗而闻名。
对文化活动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富裕的城市家庭为学者、作家、诗人、建筑师和工匠提供了支持。文化活动大多得到官方支持,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充满活力的文化环境所激发的创造力未必与国家和帝国的直接需求相关。阿拔斯王朝城市文化的成就,还与一场重大转变密切相关——倭马亚时期盛行的“阿拉伯文化至上”的观念逐渐淡化。阿拔斯王朝统治期间,对阿拉伯文化和传统贡献的自豪感依然存在,阿拉伯语言同样发挥了突出作用:它保持了其作为《古兰经》、先知圣训和早期穆斯林语言的地位(并且今日依然如此)。
然而,随着更多人皈依伊斯兰教、不同民族间通婚率的提高以及诸多其他的变化,伊斯兰社会在8—11世纪迎来了剧烈的变化。在许多地区,非阿拉伯穆斯林的人数开始超过他们的阿拉伯人邻居。然而,民族出身仍然是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基础。随着更多的非阿拉伯信徒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的个人身份变得越来越重要。伊斯兰社会的变化也与城市化的发展直接相关,尤其是帝国权力中心从叙利亚转移到伊拉克。与叙利亚相比,伊拉克是当时最为国际化的地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由此开始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伊朗文化、犹太文化、阿拉米文化(Aramaic)、景教文化等。在此仅提及其中部分最为重要的例子。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aq)的《眼睛十论》( the Ten Treatises on the Eye )一书,显示了这位伊斯兰科学家对眼睛解剖学极为准确的理解。这本书写于9世纪,至13世纪时,它仍然是经典作品。这里展示的是该书13世纪的复制本
文化的互动和交融产生了许多成果。在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在数学、医学、天文学、工程学和其他领域学术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翻译工程。据记载,倭马亚王朝在晚期曾组织将希腊语和叙利亚语(参与翻译工作的基督徒所使用的语言)的医学书籍翻译为阿拉伯语版本,这些早期的努力在阿拔斯王朝早期加速(尤其是在巴格达),并直接得到哈里发宫廷的支持。对某些学科的专项研究工作得到穆萨家族的帮助,而穆萨家族是一个富裕的伊朗家族,与萨迈拉宫廷的关系非常密切。翻译项目中最为知名的翻译家是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卒于873年)。他是一位景教教徒,曾和他的学生一道翻译医学、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书籍。
阿拉伯数学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将来自非阿拉伯文化的概念和方法与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学术界的创新相融合。现代计算和计数系统的基础——印度数字系统于5世纪在印度发展起来,之后在伊斯兰早期传入近东。在阿拉伯语中,这些数字被称为“印度数字”。而后来通过阿拉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著作掌握该系统的欧洲学者,则将其称为“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朗学者、早期巴格达城的长住居民花剌子米(约卒于850年)的研究。他完成于9世纪初的著作《代数学》被一致认为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代数”(algebra)一词就出自该书阿拉伯文的标题,这门数学学科正是由花剌子米创立的。与代数方面的发展并驾齐驱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在算术和几何学方面都发展了一套全新的概念和术语。
历史档案
《雅库比历史》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帝国一直在试图解决如何在统治家族或氏族内最好地分配权力这一问题。阿拔斯王朝也不例外。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稳坐君主之位近两百年(750—945),全面地掌控着国家权力。而后,他们作为象征性的统治者又统治了三百年(至1258年)。从阿拔斯家族掌权开始,其家族的统治者就力求确保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每一次权力交接。为此,阿拔斯王朝多次采用“排序继承”的方法,即哈里发男性后代按照规定的顺序被指定为法定继承人。
然而,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也面临必须顾及家族其他主要成员野心的问题,这些成员往往是家族中在军事和政治生活中具有长期经验的长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阿拔斯王朝早期政治决策中的关键人物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萨利赫(Abd al-Malik ibn Salih)。因为他曾(或者说他被指控)试图夺取哈里发之位,他的曾侄哈伦·拉希德将他囚禁。阿明即位后,决定释放他。根据9世纪末的伊斯兰史学家雅库比所著《雅库比历史》的记载,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萨利赫后来发表了一份声明,为自己辩护,推翻了最初对他的指控。声明内容如下:
(阿明)下令释放狱中的萨利赫,并任命他管理他以前管理过的地区,即贾兹拉州(al-Jazira)、钦纳斯林(Qinnasirin)地区,以及(拜占庭帝国)边境的要塞和属地。他归还了萨利赫的钱财和田庄,并下令将其子阿卜杜·拉赫曼(Abd al Rahman)和秘书库马马(Qumama)交还其处置。库马马和一些猫被囚禁在一个浴场中,而后升高温度,直至其死去。他还将萨利赫的儿子关起来(至此仍被监禁)。萨利赫获释后,回顾了哈伦·拉希德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他说:
真主啊,哈里发的宝座从不是我所觊觎、渴望、追求或要求的东西。如果我寻求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比水流冲向下游或火焰吞噬干柴还要快。然而,事与愿违,我却被指责犯了我没有犯的过失,被指控犯了我完全不知道的罪过。
真主啊,(拉希德)深知我有治国之才,视我为哈里发之位的潜在对手;(他)看到,如果我努力,就会轻而易举地夺取哈里发的王位;如果我乐意,就可以掌握王权。(他)洞悉我的性情中具备王者的完美品格和卓越禀赋——尽管我从未刻意彰显这些特质,亦未曾暗中谋划或公开表露野心;(他)发现,哈里发的王位像母亲渴望见到子女一样需要我,像深深懂得自己义务的妻子一样渴求我,所以,他担心哈里发的王位更需要的是我,更急需我的才能。于是,他预谋好了,不遗余力、决不放松地设计惩罚我,直到他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实现他的计划。现在,如果说他囚禁我只因我是这权位的最佳人选,权位亦与我最为契合,我具备治理的资质,它亦值得我来执掌,那么这不是一个我应该忏悔并因此而永远谦卑的罪行。然而,如果他声称他对我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斥责是完全理所当然的,除非我向他保证,放弃我的职位、智慧、谨慎和决心,那么,我只能回答说,一个挥霍的人很难变得节俭,一个有智慧的人无法变得愚蠢。如果他因为我的智慧或人民对我的爱戴而惩罚我,那他自己也难免遭殃、自毙。如果我真的想得到哈里发之位,那么,我就会迅速行动,不让他有机会考虑或有了解实情的机会。一声号令,片刻之力,便可定夺乾坤。
摘自al-Ya‘qubi’s History translated by Matthew S. Gordon。
巴格达城也是近东传统医学出现重大发展的中心。在建城后的几十年里,巴格达以遍布街巷的优质药房和医院而闻名,学生和医生在那里接受专业的指导和培训。穆斯林学者完善了外科技术,探寻瘟疫的起源,并描述了许多疾病的症状。在这些为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和医学理论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有一位拉齐(前文已做介绍),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拉芝斯”(Rhazes)。他出生于伊朗,30岁时开始研习医学,后来升任巴格达一家著名医院的院长。他撰写了许多关于医学、自然科学、哲学和天文学的论文,并在诊断和治疗方面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的著作《天花和麻疹》是对这些疾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的第一次明确描述。
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医学论著是帙卷浩繁的《医典》。在这本书中,著名穆斯林哲学家和医生伊本·西拿(卒于1037年)——在西方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系统整理了所有希腊和阿拉伯-伊斯兰的医学知识。除了实际观察外,伊本·西拿还对他那个时代所有已知的医学学科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讨论。及至12世纪,《医典》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被翻译成拉丁语,并成为欧洲医生广泛学习研究的典范。它的需求量非常大,仅在15世纪后半叶就再版了16次。在16世纪,它又再版了同样多的次数。直到现代,欧洲和近东的医学教学培训,还在继续使用它。
伊斯兰社会
随着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种族融合,伊斯兰城市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每一个大城市,如科尔多瓦、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或伊斯法罕等,其人口构成均值得单独研究。然而,一个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旅行者可能会发现,每个城市都有着类似的社会群体结构。学者、学生、书商和领祷者——无论男女,虽女性角色鲜少公开——均在穆斯林社会的教育和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和军事精英居住在符合他们身份的街区,其宫殿和住宅往往是当代近东伊斯兰建筑的典范。商人阶层包括那些本地商贩和那些从事最高级别跨区域奢侈品贸易的人。富商巨贾常通过政治庇护与联姻,与统治阶层缔结稳固纽带。久而久之,这些财富与权力网络互相交织,使城市家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其影响力甚至可以延续数代。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格局,通常由显赫的城市家族与王朝国家的互动所塑造。
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的旅行者还可能见到大量的奴隶。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城市家庭都非常依赖于奴隶的劳动,各种家务劳动都可见奴隶的身影。城市奴隶还在工坊、食品摊、妓院和浴场工作。精挑细选过的奴隶经过训练然后卖掉,有时甚至价格不菲,他们可能成为歌手、音乐家、诗人和舞蹈演员。精英阶层的男性通常拥有一个或多个小妾。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是从奴隶贩子那里买来的专门作为小妾的年轻妇女。
▲摩洛哥非斯城布伊兰利亚伊斯兰学院(Bou InaniyaMadrasa)的细节图。该建筑建于14世纪中叶马林王朝时期(1244—1465),以令人惊叹的效果展示了伊斯兰建筑的许多特征,包括使用精美的阿拉伯书法、花卉和其他自然图案、木刻和灰泥雕刻,以及奢侈地使用钟乳形饰(muqarnas,这是一种层层叠叠的、凸出的壁龛状元素,既用于装饰,也用于分隔建筑构件)
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奴隶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不同,伊斯兰教法为奴隶提供了明确的保护。(奴隶贩子和奴隶主是否遵守教法则是另一个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违法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在整个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奴隶贸易始终是跨区域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地理学著作都提到地中海东部和近东地区繁忙的城市奴隶市场。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与后来的几个世纪一样,奴隶来源于不同的地区,特别是东非和北非、东欧和南欧以及中亚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