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生活片段

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常面临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为每个历史时期找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模型。就中世纪而言，只有在成功区分出社会中的共性模式之后，这一模型才可能成立。我们必须在广泛的社会异质性中找出那些能够适用于国王与乞丐、富人和穷人、男性与女性的共同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中世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们坚信，他们的生活模式是由宗教所定义的。理解个体日常生活所处的空间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典型的晚期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已逐渐被抛弃，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在中世纪，社会的领土组织围绕着四个基本单元展开：城堡、领地、村庄和教区。尤其是在那些受到强大军事压力的地区，城堡的数量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加。这也促使了防御技术的真正革新，表现为高耸的石墙取代了旧有的木制围栏，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军事功能的建筑。中世纪的城堡不仅具有多重功能，它们也是贵族的居所，甚至是国王的宫殿，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中的城堡。

与城堡势力范围密切相关的是领地，换句话说，就是依附于领主权威的土地和农民的集合。领主的权威包括领土权和司法权，以此来展现他们对附庸和封臣的统治力。封建制度被视为一种领主－封臣层层分封的组织形式，领主也是以封臣的身份被上级授予了封地。

在封地和庄园内，农民和封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纪村庄。这些村庄取代了古代的分散型聚居地，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并延续至今，成为过去的象征与纪念。这个“过去”虽已十分遥远，但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接近我们的生活。这种新的居住形式可以解释为：乡村住宅集中在一个核心区域，是为了守望相助，共同保卫这个在罗马帝国4世纪分崩离析之后就失去了安全保障的领土；但是，这种居住形式同样也可以用两个对农民生活至关重要的要素来解释：教区教堂和墓地。

我们在参观一些中世纪气息浓厚，并保留着昔日风貌的现代村庄时（如西班牙赫罗纳的贝萨卢小镇、特鲁埃尔的阿尔巴拉辛小镇、韦斯卡的艾恩萨小镇、纳瓦拉的奥利特小镇或格拉纳达的蒙特弗里奥小镇等）会看到，它们的街道非常狭窄，马车和货车只能勉强通行，而不同的工匠行会则构成不同的街区。

教堂是小镇上最重要的建筑，影响着居民们的生活方式。教堂的钟声意味着规定教区居民的生活节奏，警示危险的到来、宣布祈祷的时间以及召集邻里集会。在中世纪，洗礼、结婚和葬礼等标志性仪式都在教堂举行，教堂还负责组织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星期日（星期日是祈祷日）。教堂收取什一税并接受许多捐赠，从而获得各种封建租金，但它也开展重要的社会工作，如帮助穷人、照顾病人和组织初等教育。这些职能是逐步被教堂承担起来的，因此直到13世纪，教区制度才得以稳定成形，并作为一个实体，将信徒们置于牧师（即神父）的精神权威之下。在教区，信徒们有权接受圣礼，并成为基督教团体的一员，因此，村民们终其一生都会与教堂的神父及其教友建立密切的联系。

与村庄相对的另一个基本构成单元是墓地。中世纪时，人类与亡灵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人们对尸体感到恐惧和排斥，因此只在城郊或家庭内部祭祀死者。在罗马 ，墓葬在城墙外，通常靠近道路；而在中世纪，生者将死者迁入城镇，以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墓地往往建在城市和乡村的中心位置，以复兴过去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崇拜有利于王室家族巩固自己的王朝，其中一些王室家族还努力建造王室陵墓，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莱昂圣伊西多罗皇家陵墓 和圣胡安·德·拉·佩尼亚皇家陵墓 。

至于人，在中世纪，被视为上帝的造物。他的本质、他的历史，甚至他的命运都只能用宗教经文，尤其是《旧约全书》第一卷《创世记》来解释，这一卷讲述了上帝创造了人，并赋予他对自然的统治权。但当亚当在夏娃（受到蛇的引诱）的诱惑下犯罪并违背上帝的旨意时，人就失去了其特权地位。从这一刻起，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两个生命在对抗和竞争，一个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另一个则是在犯下原罪后被逐出天堂的人。在中世纪，基督教考虑到人的双重性，不仅考虑到人类消极的一面（这是诋毁中世纪的人一直灌输给人们的），也考虑到积极的一面。在某些时期，尤其是从11世纪开始，基督教强调积极的一面，而在另一个时期，尤其是在中世纪前期，强调的是消极的一面，也就是在诱惑面前选择屈从和违背上帝的罪恶一面。

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所施加的苦难惩罚——即男性的体力劳动和女性的分娩之痛——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对体力劳动产生了蔑视。他们坚信体力劳动是受诅咒的，应当忏悔。这种解读决定了上层阶级对生活方式的评估标准，那些贵族和牧师认为他们的谋生方式，也就是从较低阶层劳动收入中收取钱财来保证生计的方式是更有价值、更体面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巩固了这种贫富差距，使我们更加感觉中世纪社会是一个高度对立的世界。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拉昂主教阿达尔贝隆 于1030年在他的作品《献给罗伯特国王的诗》中提出的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三种划分：教士、武士和劳动者。第一类是教会成员，尤指修道士，负责祈祷并与神灵建立联系，在基督教世界中拥有强大的精神权力。第二类是武士，由贵族组成，尤指骑士，负责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其他两个阶层。最后一类由农民组成，属于非特权阶层，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另外两个特权阶层。

正如之前所提到，在中世纪前期，人们认为自己本性邪恶，且深受其害。《圣经》中有一个楷模叫约伯，他全盘接受上帝的意志，将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归结于神意。约伯是个正直且敬畏上帝的人，尽管身受种种不幸，仍然不怨不尤，也不为自己辩白。因此，中世纪早期的圣像画中，约伯的形象都是谦卑地立在神灵面前，或内脏腐烂，或身患麻风病，但无论如何都始终保持对造物主的忠诚。 与这种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相反，从13世纪开始，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盛行起来。这种艺术作品迎合了权贵阶层的现实特征，是以教皇、国王、大领主和有权有势的资产阶级的形象出现，他们志得意满，而受苦受难的人则成了上帝自己，他牺牲了自己来拯救人类。

中世纪的男男女女也卷入了一场他们常常无法理解的斗争，即邪灵撒旦 与上帝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并没有导致人们用摩尼教 的方式解释现实，因为在中世纪，人们确信只有一位上帝，他的力量高于那些堕天使 ，因此信徒只需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出发，抵制罪恶，接受恩典。灵魂的归宿恰是在这场天使与恶魔的较量中被左右着，天使长米迦勒 在天平上称量着男人和女人的灵魂，撒旦不耐烦地等待着天平倾向不利的一方，而圣彼得 则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支持有利的一方。

从基督教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寻找救赎的强烈渴望促使人类成为“朝圣者”。中世纪的人或是朝圣者，向“圣地”跋涉，在圣物之力前俯首称臣；或是忠诚的十字军士兵，前往“圣地”与信仰不同的敌人作战，夺回那片耶稣诞生、传道和死去的地方。朝圣者既可能通向救赎，也可能通向毁灭，因为它可能使信徒失去安稳的生活，变成一个流浪者或居无定所的游民（这是中世纪最糟糕的生活方式之一）。另一种观念是这种寻找救赎的强烈渴望促使人类成为“忏悔者”，因为忏悔可以确保自身得到救赎，但并不需要进行极端形式的私人忏悔或公共忏悔（如1348年瘟疫流行后出现的“鞭笞派”），而需要进行一种特殊活动来回应灾难或意外事件。总之，中世纪的生活模式是由灵魂和肉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结合而成的。

在中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肉体的形象是贬义的。借用额我略一世 的话说，肉体就是灵魂的可憎外衣，我们所有的激情和弱点都体现在肉体上，包括欲望、贪婪，当然还有贪食。但是，中世纪的男女不仅关注他们灵魂的救赎，也注重慰藉自己凡夫俗子的欲望，因此了解中世纪人们的饮食喜好、娱乐方式或性观念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对中世纪的男女有一个完整的而非仅仅只是理论上的认识。

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饮食习俗还起到区分和突出特权群体与贫困群体的作用。区别之一是贵族们即使在困难和饥荒时期也能食用那些尚在哺乳期的牲畜幼崽，而这在普通农民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必须把牲畜养大，去换购一批新的牲畜，接着饲养牲畜赚钱。因此，在最富有的贵族的餐桌上，经常可以看到乳猪、25-30天的小羊羔，甚至是小牛犊以及天鹅和火鸡等动物。历史学家佐埃·奥尔登堡 在其著作《十字军东征》中指出：

除了猪肉和家禽肉之外，人们是不吃其他牲畜的，但贵族们对肉的需求很大，他们从森林里狩猎石鸡、松鸡、野兔和狍子用作美味佳肴。被猎杀的熊、鹿和野猪被当作战利品带回，而在盛大宴会的前夕，鹌鹑和鸫鸟等小型鸟类成百上千地被猎杀，它们从灌木丛中被拖出来，血淋淋地堆积在厨房的地板上。

对于非精英阶层而言，饲养的牲畜（尤其是公牛母牛）用作役畜要有利可图得多。因此，牲畜的肉通常只在它们无法再从事农业劳动时才会被食用。农民的饮食以面包为主，有时吃蔬菜，偶尔吃肉。

就餐桌习俗而言，中世纪通常不使用餐具，甚至在大鱼大肉的宴会上也不使用。农民们在宴会上会切一些面包，将肉放在面包上，然后将面包浸泡在肉汁中食用。刀可以在餐桌上使用，但宴会并不提供，通常由每位用餐者随身携带。在餐桌上，相邻的用餐者共用杯子，主菜则放在桌子中央的大盘子里。中世纪并不常用叉子，至少没有形成用叉子的习惯。在历史上寥寥可数的叉子使用记载中，它也不太受欢迎。最早关于叉子的文献记载是在11世纪，当时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杜卡斯 的女儿狄奥多拉嫁给了威尼斯公爵多梅尼科·塞尔瓦，她在宴会上让她的仆人用一件由两根金色尖刺组成的奇怪物品，喂她切好的食物，这让邻座们大吃一惊。然而，这位公爵夫人的发明并没有得到教会中人的赞赏（甚至一个表示赞赏的都没有），因为圣彼得·达弥盎 认为叉子是魔鬼的工具，恶魔试图用这种奇怪的方式诱惑那些不太端正的基督徒。

在中世纪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面包是地中海饮食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葡萄酒和啤酒，以及当时最常见的饮料和消遣之一——希波克拉底酒，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人们一直饮用这种饮料。什么是希波克拉底酒？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它是一种由葡萄酒和蜂蜜混合而成的饮料，虽然在罗伯特·代·诺拉 的《烹饪书》这样的文献中，该酒是用多种调料（如肉桂、丁香和生姜）来调制，再加入葡萄酒（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各半）。为了增甜，还会使用糖，如果没有糖，也可以用蜂蜜。将这些材料混合后，倒入釉锅中煮沸，最后用筛子过滤，直到清澈为止。希波克拉底酒过去是热饮，因其有治疗的功效（尤其是对流感和消化不良有奇效）以及在寒冷的冬天能很好地提神醒脑而备受青睐。虽然现在人们不再饮用希波克拉底酒，但在欧洲的一些地区以及南美洲，人们仍在制作一些以葡萄酒和甜味物质为主要成分的饮料，例如西班牙的桑格利亚酒 。

据说，与中世纪美食习俗密切相关的卡斯蒂利亚 国王阿方索十世 在位期间曾生过一场大病，病痛迫使他不得不小口进食，同时抿一口葡萄酒。这样进食的效果非常好，于是他决定颁布一项法令，向臣民推荐这种别出心裁的开胃小吃习惯。从那时起，在卡斯蒂利亚的旅馆里，享用葡萄酒必须配上些食物，也就是今天说的“塔帕斯”。这个名字来源于人们习惯在酒壶上放一片火腿或奶酪，用来盖住酒壶口，防止杂质和昆虫进入 。这种小吃的起源还有其他版本的说法。据说，阿方索十世去加的斯 旅行，在路过一个叫“查托客栈”的地方时，停下来休息并喝了一杯美味的雪利酒。就在这时，加的斯海湾起风了，于是旅馆老板在酒杯上放了一片火腿，以防沙子掉进酒杯里。这个版本的结果与其他版本无二，阿方索十世很喜欢这个创意。他先吃了盖在酒上的“塔帕”，然后又喝了葡萄酒，并决定再点一份同样的盖上“塔帕”的酒。陪同国王的宫廷成员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品尝塔帕斯的行列，并由此诞生了西班牙最根深蒂固的习俗之一。

关于中世纪的生活习惯，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卫生问题。我们对中世纪人的看法往往是他们不讲卫生，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这种看法需要被修正，因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人们对健康的沐浴习惯十分推崇。一些看法也许有其道理，因为在13世纪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复兴的时候，公共浴室尤其繁荣，尽管这些浴室远没有罗马人或阿拉伯人所建的浴室那样复杂。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浴室使用的是简易木桶，里面装有热水，可以容纳三个人左右。酒馆中通常也配备浴室，因为浴桶在就餐时也会被使用。妓院里也有这种浴桶，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客人们会选择在浴缸里放松一下。骑士仪式中也有沐浴的习俗。在赴约之前，骑士们会先沐浴，然后整夜看守他们的武器，以达到净化身体和精神的目的。教会对沐浴的态度也很微妙。诚然，在中世纪早期，一些苦行僧和隐士放弃了卫生，以此作为一种自我鞭笞的手段，同时也认为卫生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但后来的神职人员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观念。中世纪的某些习俗也鼓励洗澡，例如要在五月洗第一次澡，因为正好赶上春季气温回升，天气变暖。甚至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次沐浴（一年一次澡，没病没烦恼）。

不管个人洗澡的频率是高还是低，洗澡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先在浴桶里放满热水，再按等级顺序开始洗澡。首先是父亲，然后是家里其他男性成员，接下来是女性，最后才是孩子，但那时水质已经不再清澈了。为了进一步消除人们对中世纪社会缺乏卫生观念的误解，应当指出，当时人们也很注重口腔卫生。中世纪的牙膏是用迷迭香、金鸡菊、熏香、木炭粉或肉桂粉等天然成分制成的，清洁后通常用白葡萄酒漱口。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会患上蛀牙等牙科疾病，这就需要可怕的“拔牙人”的存在，他们走村串户，在没有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拔掉引起不适的牙齿，直到牙龈上面空空如也。有趣的是，据说在拔牙过程中，拔牙人的一个助手会在旁边敲鼓，来掩盖病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和对牙医的各种谩骂与诅咒，以防被其他村民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