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2月,古典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发表《论古典政治哲学》一文。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滚滚硝烟和隆隆炮声尚未平息,距离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也还有半年,施特劳斯却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大谈“古典政治哲学”,让笔者多有困惑。
在发表《论古典政治哲学》近十年后的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施特劳斯应邀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讲座,最终形成《什么是政治哲学》一篇长文。又过了8年(1962),施特劳斯做了《我们时代的危机》和《政治哲学的危机》的演讲。这四个文本构成一个前后接续的思想线索,最终的结论是“准确地说,我要讲的主题是‘我们时代的危机,作为政治哲学危机的后果之一’”。
在施特劳斯看来,要解决我们时代的危机,就必须首先解决政治哲学的危机。而要解决政治哲学的危机,借鉴甚至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和关切不失为一种方案。施特劳斯提出古典政治哲学,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现代政治哲学以及两者之品质高下?这一问题在其弟子阿兰·布鲁姆那里得以部分回答。
阿兰·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早期弟子之一,一生都以传承、弘扬后者的思想学问为己任。在乃师去世后,阿兰·布鲁姆饱含深情地写下回忆文章《纪念施特劳斯》,向恩师致以虔敬式的感激——“尽管各种有说服力的理由在阻止我,却有一种由衷的需求在驱迫我,赞美他、向他致以子女般的虔敬。”
现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赢得全球声誉的《正义论》出版于1971年,随即风靡天下,引无数学人竞折腰,不独被奉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圭臬,而且俨然成了“政治哲学”的代名词。但是,身为列奥·施特劳斯入室弟子的阿兰·布鲁姆却毫不留情地做了釜底抽薪式的评判。
布鲁姆虽然小罗尔斯9岁,却比后者早10年离世。布鲁姆生前正值罗尔斯及其《正义论》如日中天之时,从而得以深入了解,不仅留下了专门评论《正义论》的文章《正义——罗尔斯与政治哲学传统》,而且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中文译本共有29页)
,如果缺乏对《正义论》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阅读,是不可能写下如此长文的。
布鲁姆的文章共有11个部分——仅从标题就可窥知全文的观点。这些标题触目惊心,特别是其中的“误用康德”和“误用亚里士多德”两条,就更是如此。我们可能禁不住想:难道风靡天下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居然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
身处布鲁姆的时代,想来他已经切身感受到了罗尔斯的巨大影响,所以他开篇即说:“约翰·罗尔斯以其《正义论》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风靡一时,无可匹及。”
但随即做了极端藐视、毫不留情的批评:“《正义论》的最大弱点不在于它主张的原则,或者它所正视的那种社会,或者它所鼓励的政治趋向,而在于它所暴露的缺乏教养。”
“缺乏教养”?——这样的批评令人心惊肉跳——到底是指罗尔斯的“学养”还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布鲁姆接着告诉我们: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建立在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的误解上。他的“康德解释”是建立在对康德学说的误解上。他的“亚里士多德原则”是以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学说的误解为基础的。这三个误解构成了整部书的核心。
(阿兰·布鲁姆:《正义——罗尔斯与政治哲学传统》)
联系布鲁姆的文章副标题“罗尔斯与政治哲学传统”来看,他所说的“缺乏教养”更多是指罗尔斯缺乏“学养”,也就是缺乏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准确理解。至于对《正义论》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美好社会的愿望,布鲁姆更是嗤之以鼻:
罗尔斯的方法以及他所造就的人迫使我们想到尼采——他被罗尔斯歪曲了,倒不是疏忽而是无知——也许会为这部书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题目:《末人的第一哲学》。
(阿兰·布鲁姆:《正义——罗尔斯与政治哲学传统》)
这让我们很是震惊,因为,了解尼采思想的人都知道所谓“末人”的含义。换言之,难道罗尔斯的隐秘目的是想让人不成其为人、让人世间不再成为人世间……?
笔者有时感到困惑——布鲁姆为何要以如此长篇大论来讨论罗尔斯?个中缘由是否有着担心“风险外溢”——忧虑这样的思想在不远的未来会溢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而风靡全球,从而给世界人民带来“毒害”?现在看来,原因或许正在于此。毕竟,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讨论所谓政治哲学都要言必称之,奉为圭臬……
罗尔斯因为误解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而受到布鲁姆极端的嘲讽和鄙视。问题是,对于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政治哲学传统的古老中国,现代中国学人又如何认识和了解自身这一传统呢?发人深省的是,布鲁姆的老师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危机》中却出人意料地提到了中国:
我曾听说,那个古老中国的旅行家们——在千年前或更早——每次到外国或者他们所说的蛮夷之地,他们都会问当地人:“你们怎么称呼或问候你们的国王或君主?”这些旅行家比今天许多人类学家聪明多了,因为他们用一个极特别的方式询问了人们崇尚什么的问题。每个社会,或如人们如今所说的每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有其统一性,正是因为他们所珍爱的东西、他们的价值和他们所尊敬的东西都有某种特定的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并且唯一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就不会有一个统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是在《政治哲学的危机》一文中写下此段文字的。换言之,施特劳斯力图从中国这个古老的现象中探索破解政治哲学危机的方法、途径。这让我们或许多感意外,因为许多中国学人对这个现象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弃如敝屣,根本不值得关注,更遑论从中去发掘解决政治哲学危机的方法呢!
这本小书主要汇集了笔者十多年来研读中国往圣先贤的心得——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琐碎的读书笔记。笔者没有也无力提供关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任何宏大框架和具体结论,但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性质、特征以及现代价值的思考则一以贯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我罪我,望君谅之。个中忐忑,斗胆引用施特劳斯一语以表之。
1954年12月,施特劳斯在神圣的耶路撒冷开始“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讲座。讲座伊始,施特劳斯就说:“我完全清楚,对任何人来说,我所表达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我们先知视见(vision)的依稀再现或无力模仿。”
面对中国古代先知、圣贤的深远视见,笔者眼前能做到的只是“无力模仿”而远非“依稀再现”。如何能努力做到完整、准确地再现他们的视见是自己未来的主要工作……
就在施特劳斯准备“什么是政治哲学”讲座那年的4月19日,在古老中国基础上新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翩翩的风度、优雅的举止、睿智的眼光和灵活的策略征服了世界,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尊重,而且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方案……


